‘壹’ 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
杨奎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选择政治道路
11月25日，华东师大特聘教授杨奎松在复旦大学星空讲坛开讲，题目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讲座未开始，教室里便已挤满了人。杨教授先谈起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的中国游客“不文明”乱象，他提出：为什么有“中国人不文明”的说法，当下中国人的“不文明”行为该如何解释？是中西文化形态上的冲突，还是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冲突？
杨教授认为，今天大家看到的这种“不文明”的问题，绝不是亨廷顿讲的那种“文明”的冲突，而是不同社会发展程度所带来的人的观念意识习惯差异问题。所谓“不文明”形成的原因，简单说来，就是农业人口对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严重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从原先的百分之十几一路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急速扩张的城市化使大批农民成了市民，无论是适应国内城市生活方式，还是适应境外更现代的城市生活方式，都需要时间。问题是，当下中国人多数还处于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过渡时期，多数人缺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公共意识，包括法治观念。
“因此，这样一种‘文明’的概念，更多的是指一个人的公共意识水平的问题。从传统的‘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农生活方式，到遵守现代社会共同的规范、法律，养成在利他的基础上利己的观念意识，一个‘文明’的人和一个‘文明’的社会都要依赖于习惯的养成。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代人很难实现，可能要两代、三代人，还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逐渐完善的法治的社会为基础。”
杨教授说，“不文明”乱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不仅西方社会同样有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各国原有的因种族、族群的历史隔阂而导致的发展差异，都使西方社会中一样存在着文明发展程度不同，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观念差异很大的情况。更不必说当今世界还有许多落后国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部落社会中，或较原始的农牧业社会中，即使他们中一些人去西方留过学，有高等教育的文凭，他们往往还是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人的观念意识格格不入。当今世界一概拿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法律道德标准来衡量，甚至来要求所有国家、所有人，就更是容易弄出乱子来了。
理想受限于现实
杨教授研究的是中共党史，所以会谈到诸如社会发展程度问题、知识分子观念差异问题等，这是他研究探讨各色人等在1949年中国政治重大变革关头的不同选择问题时衍生出来的一些思考。在《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加写的“余论”中，他特别从理论的层面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
杨奎松着《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教授相信“存在决定意识”。他提出，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其思想观念总是要受到他所处时代及其条件的局限和左右的。从柏拉图到卢梭，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无不历历可见。但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以国民的政治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普遍化。自十七八世纪欧美新型国家陆续形成后，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后进入到一个新建和重建国家的过程。古代那种“部分为整体而存在”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也逐渐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种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
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以相互平等的国民个人的共同认同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古代中国开始迈入现代社会之门，必须重建国家之际，绝大多数国人实际上还处于封闭的农业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中。而摆在少数能够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知识人面前的，则是国际间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和国人在国际上被人看不起的严酷现实。
何谓知识分子？一个形象的说法称他们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生存的条件，一定是现代的；另一方面说明了，“知识分子不能犬儒”。换言之，现代知识分子理当有马克思那样的胸怀：把研究、思考和探讨人的平等、解放问题，当成自己的志业，亦即首先要有人权、人本、人性的意识，要站在关爱人的基础上来寻找人类解放的方法和道路。
但是，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却由不得他们走欧美知识分子那样先启蒙，再建国的道路。如果说英、美、法等现代国家的形成，都多少经历了一个众多国民自我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程序却不能不反过来。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成了“爱国”第一，“爱人”其次的政治主张者。
杨教授举了几个例子：
严复
严复，中国最早的西方启蒙思想的译介者，他自1895年后即十分积极地译介西方的人权、自由、法制思想，反对君主专制。然而，1905年以后，他却转趋保守，重新认定中国非“专制”不可救。
比严复转得更快的是梁启超。梁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比严复晚，戊戌变法受挫之后赴日本避祸期间才开始较系统地接受并大力宣传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然而，1903年游美之后，他就迅速回归保守立场，开始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开明专制”了。
毛泽东，1919年开始涉足政治，起初也是跟着主张改良的胡适走，相信社会改造要一点一滴，从个人的修身养性做起，坚决反对暴力的流血革命。一年之后，和平改良尝试失败，他即转而接受了陈独秀、蔡和森等宣传的俄国革命的观点，开始主张阶级革命，相信非用暴力和专政不能改造中国了。
同样有此变化的，还可以举出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独立评论》派。他们全都是英美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1933年前后却围绕着如何救国的问题发生了分化。其中丁文江、蒋廷黻等一干人，转而开始公开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新式独裁”。
《独立评论》
导致中国众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几度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切与忧虑。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中许多人宁可暂时牺牲个人的利益，并且认定这也应该是全体国民应做的选择。当然，既然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政治认同，因此，政治理念不同，知识分子们所爱的国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同为自由主义者，1949年胡适选择帮着蒋介石去维护“自由中国”；储安平选择留下来追随共产党建新中国；张君劢则既不留大陆，也不去台湾，为坚持他的理想，宁愿去作“白俄”。但是，他们无不自认为自己是爱国者。
为什么追随共产党？
新中国建国后，不仅储安平等留了下来，不少留学国外的知识人也都选择了回国。他们选择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个。
物理化学家傅鹰
比如物理化学家傅鹰和夫人1949年时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却毅然于1950年10月回到大陆来帮助共产党建国。和今天讲得较多的在他之后回国的钱学森不同，傅鹰最初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信任，一直到整风反右时，他还发表过不少批评共产党干部的言论。但是，就连毛泽东也认为他是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明确指示不能把他划为右派。为什么呢？
傅鹰在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期间不止一次地讲过，他对共产党有看法，但也很佩服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让长期受屈辱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他说，让他最先开始看好共产党的，是1949年解放军渡长江的时候，竟然打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了英国人，中共不仅不道歉，还接连发表言论痛斥英国政府，这让还在美国的他特别解气。回国后，正赶上中共出兵抗美援朝，看到解放军能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人赶过三八线，他更是觉得痛快。再加上看到中共刚建国就能调动几省力量去整治淮河、能够一鼓作气完成了许多国人空喊了几十年的土地改革，这都让他由衷地认同共产党。他说：我和共产党奔的是同一个门，都是为国家，共产党领路领得比我好，我当然跟他走。
根治淮河的历史图片
另一例子是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同样有好几年不喜欢共产党，但逐渐逐渐就变了。杨教授在讲座中举了顾颉刚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59年的四篇国庆日记，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思想转变的轨迹和主要原因：
1952年国庆日记（上海）
此次国庆节，将作终夜狂欢，局中同人有残弱者，闻之愁绝，盖秋夜甚凉，虑不胜也。又政府规定，多加游行之资产阶级须一律穿笔挺西装，系红领结，妇女须穿花花绿绿之旗袍，以有外国人参观，为表示国力富裕，故打破节约教训，迩来社会，行为虽整，心术愈诈，盖导之自上，实亦国家隐忧。既已切实建设，何必尽量作表面文章乎！
1953年国庆日记（上海）
今日所见游行队，与昔年所见异。一，……今皆无之。二，……今亦无之。此皆转变滑稽为严肃之征。
1954年国庆（北京）日记（上海）
今日八时半到天安门，二时退，实站立五小时半，膝头觉僵硬矣。忆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蓄意挑衅，在东长安街演习，汽车上大书一“战”字，日本妇女在林中送茶，予目击之，心痛甚，想到：“只要中国强，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见，中国竞强矣，为之大乐！此皆党之功也。
1959年国庆（北京）日记（上海）
今日为予首次进人民大会堂，其伟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译音收听器（即麦克风），以发言者皆外宾也。此次国庆节，外国参加者八十三国，几包尽世界之国矣，盛大哉此阵容也！
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
傅鹰、顾颉刚等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思想转变？杨教授以为大致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共产党统一中国及强硬外交带来了民族自豪感；其次是共产党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猛进让人振奋；再次是共产党的阶级宣传和思想灌输使知识人产生了一种原罪感（相较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最后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国家”的爱国宣传强化了他们的传统道德感。
由上不难看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和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及环境的条件有关。虽然不少知识分子原来也曾经是欧美教育出来的，深具超党派、超民族、超国家的自由主义观念，但是，现实的国际环境和国人在国外的屈辱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大都成为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为先，“爱人”其次，这是理想受限于现实的一种结果。
当然，杨教授最后说明，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应该爱国在先，还是应该爱人在先，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至今困扰着许多国家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民族国家存在一天，这样的难题也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贰’ 什么叫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将长期存在，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失而消失。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由于受西学影响，朦胧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如称知识分子为“学界分子”，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直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1）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2）知识分子是古代读书人，或古代“士”的现代延续。古代读书人的抱负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并且皇帝也确实会礼遇和尊重他们。从这个角度，现代中国社会已无知识分子。
（3）现代社会仍然有喜欢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识分子为敬语的习惯，一般指学历较高、读书较多的人。
（4）知识分子的蔑视名称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朝、文革及以后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
（5）党外知识分子，是指在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中具有较高程度文化专业知识，并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专业知识为专门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不普及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一个社会脑力劳动者阶层。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是国外通称“中产阶级”的主体。
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的讨论。按照叶启政的看法，“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intelligentsia, 另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年即由李贝尔特（Karol Libelt）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intelligentsia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及其传统特性在十月革命后已经逐步瓦解消失。苏联时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才，不再指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特殊阶层。西欧“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与东欧不同。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来自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而这个“道”是中国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学派——儒、墨、道——尽管各道其所道，但他们在代表“道”说话这一点上却并无例外。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直接承三代的传统而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意”的“士”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贵族社会中的一个固定阶层，孔子以后，士的处境开始变化。孔子首先便对“士”重新加以界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同上“宪问”）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孔子以后，百家竞起，虽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归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要管凯撒的事这一点来说，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则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侣和神学家。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大体说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二点基本差异：第一，中国的“士”不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阶级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尽管中国的“士”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
根据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典型的的知识分子可包含哲学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在这里，知识分子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而是指脑力劳动者中关心人类文化价值、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那部分人，大体上相当于“思想家”。如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竭其一生，不辞辛劳的发明了原子弹，为人类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内容，但是他却没有在发明过程中，探究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这样的科学家是创造者，但不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社会的关系趋向以单纯的职业关系为核心，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职业的专业化。我们有的是学有所长的专家，他们可以为社会大众带来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的，对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单纯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在专业上，往往忽视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内容。因此，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
现实社会中，这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通常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这种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织部称“科技干部”，人事部称“人才”。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叁’ 张雪峰老师告诉你:惹谁都不要惹知识分子
会说话的人，都是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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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余英时文集 第四卷
作者：余英时
豆瓣评分：9.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5
页数：318
内容简介：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为余英时文集的第四卷，共选文15篇，主要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介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递变，重点阐述了清代学术史观念的形成以及戴东原、章学诚等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二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检讨。
作者研究注重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同时作者酷爱中西文化比较，如在谈论作者归纳的知识分子两大特性之一的“超越”时，作者把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进行了比较置换，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全书结构清晰，思路流畅，无论是整体编排架构还是具体行文都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同时作者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意贯通，虽着眼于古代，投射的意义却是现代的。资料翔实权威，引用准确简洁，对于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发展状况及今天的很多文化现象都很有帮助，具有很高的阅读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着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沈志佳，博士，自2006年9月始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前此曾于1993年至2006年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并于2001年至2003年间兼任美国匹茨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职位以及匹茨堡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