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周代文化具体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国近三百年，这一时期创造的文化亦是灿烂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原来西伯侯在狱中弹琴之馀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后天易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说：“《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说文解字》易部解说道：“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内容丰富切如此，是人们了解宇宙、世界的一个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爱，孔子为读它竟然三次磨断了扎书简的绳子。“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儒家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易》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可见儒家对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着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两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其形式要求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的特点。
较长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陕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记述了关于西周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陕西临潼出土的记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更加丰富了后人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今人容庚《金文编》 收录了二十世纪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三千单字。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第三、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详细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即通过收集民歌，来观察风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以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
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和《小雅》。而《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后期用于等级较低的“礼”。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说明《周礼·地宫·大司徒》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着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当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 。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征、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诸侯、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饰中最尊贵的一种。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着，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诸侯朝觐、大婚亲迎时也要穿冕服，其服饰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带、大带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饰，周代共有九章花纹，即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隆重性仅次于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礼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但有一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被称为“深衣”。
女服也是与“礼”相合。《周礼·天官》中记载道：“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祎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禄衣、素纱。”王后跟从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祎衣”。王后跟从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画揄狄纹十二章纹，揄狄羽色亦为五采。王后跟从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的祭服是“阙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狄纹。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是“鞠衣”，也是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礼见王及宴请宾客的礼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燕居时的常服是“禄衣”，也是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素纱”主要是衬在六服的面，这样可以显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标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天文学家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早晚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所记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第二、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第三、医学
西周时，专门的医学书籍还没有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已经可以认识，并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周礼》等也分别记载了多种疾病的名称和内容，如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虽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并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记述了初步对药物分类的“五药”；记述了对外用腐蚀药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的炼制过程。再比如《诗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西周时期的人们还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周代起专职医生开始出现，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疾医职责是负责百姓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要负责动物疾病的治疗。
周朝还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系统是：医师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病和瘟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驱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们的级别和俸禄要根据他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来决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据病人不同的患病情况进行分别处理，并对其治病过程全程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到了西周，人们对饮食卫生更加重视。人们“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们还意识到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食医》中记载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从已经挖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到了周代，人们使用了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的方法，对此，《周礼》、《易礼》、《诗经》中都有相关记载。
第四、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 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来的。
第五、生活设施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则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凿。到了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裙、井盖、井亭等设施。根据出土的殷墟遗址，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比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此外，对于如何防暑降温，周代较之商朝有了新的发展。夏商时代，人们一般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们普遍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还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