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代宫廷小知识
古代有很多朝代，这些等级也都不一样啊，我已清朝为例子吧1.宫殿：东西十二宫西六宫储秀宫、翎坤宫、永寿宫、咸福宫、长春宫、太极殿（也叫启祥宫）东六宫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乘乾宫、钟粹宫、景仁宫2.等级：先讲皇帝后妃。清朝皇帝的后妃，在入关之前，它属于草昧，没有严格的制度。努尔哈赤的时候，他的妻子叫“福晋”，“福晋”是满语，那“福晋”怎么来的呢？有人查了一下，是从蒙古语这么借来的。那“福晋”本来是什么意思？有一种说法就是汉语的夫人，译成了蒙古文或者满文就叫“福晋”。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别的说法。所以努尔哈赤的时候，他不分皇后、皇妃，就是“大福晋”，“继福晋”，这么来排顺序。努尔哈赤16个福晋，他就这么排，没有严格的后妃制度。皇太极的时候，到崇德元年，定了“一后四妃”的后宫制度，那他才定了“一后四妃”，“一后四妃”之外的那些夫人怎么排顺序？也还没有严格的规定。顺治入关之后，吸取了明朝的后妃的制度，比较明确了一点，但是，一直到康熙朝才把皇帝后妃的制度确立下来，一直到干隆朝逐渐地完善。 后妃等级很复杂，秦始皇据说是后宫佳丽三千，怎么排等级？汉唐的时候，后妃的等级大体上排二十四级，明朝简化了，排成十二级，清朝就又简化了，大概分这么几级：一，皇后；二，皇贵妃；三，妃；四，嫔；五，贵人；六，常在；七，答应，还有一些没有名堂的，比如学生也算，实际上是更复杂一点。它有规定，皇后居中宫，统摄六宫，就是后宫事情归皇后总管，下面就是皇贵妃，妃和嫔。清朝的后妃分别居住在东六宫和西六宫，这东六宫和西六宫今天仍然存在，大概顺序是这样子，东六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西六宫：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都各有太监、宫女来服侍，分别居住。那皇后、妃子，伺候她们的人，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宫女，一种是太监。 宫女，明朝的时候很多。康熙他说他问过故明的太监，原来在明朝皇宫做太监的，清朝时候还在做太监。康熙说：明朝皇宫太监一万人，宫女十万人，因为供应饭食照顾不到，日有饿死者。现在一般的学术界认为这个太监说的数字可能大了一点，可能估计过多了一点，但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明朝皇宫的宫女和太监是非常多的，大家看故宫地方很大，如果一万个太监，十万个宫女，里面住的房子大概很拥挤。清朝宫女减少了，减少到多少人呢？到康熙、干隆的时候，大体上三千多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够不够三千六”，大体上三千多个宫女，后来逐渐减少。光绪的时候，人就比较少了，一千九百多人。这些宫女在伺候皇后、贵妃等等都有严格地规定，有配额。皇太后宫，宫女12人，皇后宫，宫女10人，皇贵妃，宫女10人，妃嫔，宫女8人，依次递降。3.下面讲皇帝子女，先说他的“子”，再说他的“女”。清朝皇帝的“子”分“宗室”和“觉罗”，什么叫“宗室”？什么叫“觉罗”？是努尔哈赤的父亲，以下就是努尔哈赤的兄弟，跟他的子孙，叫“宗室”，他们系黄带，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以下，子孙叫“觉罗”，系着红带子，这个是不能混的。在清朝，系黄带子就是黄带子，系红带子就是红带子，不能混淆，个别有例外，这是“宗室”和“觉罗”。“宗室”它也分级，这个爵位分级，分十二级，头四级就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这是四级，每一级都是等级森严的。后面五、六、七、八还是四级，后面四等就是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八分”就是八份。当年在关外打仗的时候，努尔哈赤打仗的时候，打胜了之后，把那些东西分八份，一个旗一份，不入，那你不够八份，你就别参加。后来就变成一个固定名词，“入八分”，不入八分，就是八份，这是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就是奉国将军，奉恩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也是四个，合一块是十二等。皇帝的皇子一般是15岁，大体上15岁就成年了，就是指婚，结婚，分府，亲王就是亲王府，郡王就是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分府，就搬出皇宫住了。但是有例外，个别的也可以住在皇宫。比如干隆，干隆就住在重华宫，里面那个“漱芳斋”布置很好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清朝的皇子和明朝不一样，明朝皇子封了亲王等等，是一律不许留在京城，都要到外地，叫“封藩”，清朝的王一律住在北京，在北京开府，这是个很大的不同。明朝的王不能领兵，因为明朝皇帝经常闹政变，闹宫廷政变，永乐就闹宫廷政变，所以他这个王不许带兵，不许离开驻地，出城都要请示皇帝许可才可以。 清朝的王不是这样，叫“出将入相”，还可以做军机大臣，做议政王，做摄政王，那明朝没有，那么清朝这么多的王，我算了一下，清朝的皇帝的儿子是113个，这么封下去也不得了，所以他想了个办法，叫做“递降”，亲王的儿子封郡王，郡王再往下封是贝勒，贝勒儿子是贝子，一代一代往下降。因为当时他考虑到大清王朝亿万斯年，要万岁，一万年，这一万年，他这个王就不得了，所以要往下降，降到最后，叫闲散宗室，就没有爵位了，这是一般情况。有的例外，叫做世袭罔替，八个不降。这八个，就是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郎，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还有敬谨亲王尼堪，还有两个郡王，一个是克勤郡王岳讬，还有一个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就是六个亲王，两个郡王当年开国的时候，他们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他们就是世袭罔替，就是亲王有一个人继承，还是亲王，一直到清朝末年，始终是亲王，这八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和郡王，俗称“铁帽子王”，这么来的。另外四个亲王世袭罔替，一个是怡亲王允祥，就是帮助雍正取得皇位那个，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这四个亲王世袭罔替，所以清朝世袭罔替的王，前面是六个亲王，两个郡王，后面是四个亲王，一共是12个王，世袭罔替，就是他们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亲王，其他的不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继承亲王，只有一个。清朝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宗室才可以做亲王，宗室里头做亲王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看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某一个人是慈禧的娘家的后裔，他一上班别人就说“亲王驾到”，他下班要走，也喊一声“亲王再见”，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可以，那拉氏也不能做王，也不能做亲王。慈禧的父亲惠征仅仅是个“承恩公”，公、侯、伯、子、男，那个“公”，慈禧的弟弟桂祥、照祥后来承袭一个“公”，所以清朝的王是很严格的，但是开国的时候例外，你比如说“三顺王”：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那是开国时期，属于例外，正常封王，就必须是宗室，“觉罗”都不可以。4.再说说皇女，公主，皇帝的女儿称“公主”，但是入关前不是这样的，入关前，不叫公主，是叫“格格”，入关后，因为清承明制，皇帝女儿就称“公主”。清朝十二个皇帝，公主一共是82位，说到清朝公主的时候，有人提了个问题问，说电视剧里说康熙的女儿公主下嫁给噶尔丹，问我有这回事没有？我说没有，康熙的女儿不可能下嫁给噶尔丹。电视剧还说，本来想让他这个公主下嫁给李光地，后来又改了主意了，嫁给了噶尔丹了，这个也不是。清朝的公主不下嫁给汉人，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皇太极的一个女儿下嫁给他了，这是一个例外，底下我还说到。满汉不通婚，皇帝的女儿更不能跟汉族通婚，所以皇帝的亲生女儿下嫁给汉族，除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以外没有别的例子。清朝的公主分等级的，皇后生的女儿，称“固伦公主”，其他妃、嫔等等生的女儿称“和硕公主”，“固伦公主”的待遇相当于亲王，“和硕公主”的待遇相当于郡王，亲王不得了，亲王年俸银，白银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这个公主在皇宫里面不像我们百姓想象这样，她母亲对皇子就比较亲，对公主就比较疏远。有的书说公主生下来，到出嫁能见她母亲也不过是几十面，主要是保姆把她带大。清朝公主的结婚年龄偏小，最小的是10岁，一般的是12岁、13岁、14岁，虚岁。公主结婚之后，很多人的命运，我觉得是不幸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有八个女儿，老大、老二结婚早一点，因为他刚起兵结婚早一点，从老三到老八，这六个女儿，我看了一下全是不幸的。5.求妃嫔用的封号和公主的封号：按清朝法制所定：皇后所生之女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清朝前身“后金”初年，国君（即“大汗”）、贝勒的女儿（有时也包括一般未嫁之妇女）均称“格格”，无定制。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始仿明制，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格格”遂专指王公贵胄之女的专称。级别汉语封号满语封号出身一固伦公主皇后所出二和硕公主妃嫔所出三郡主和硕格格和硕亲王嫡福晋所出四县主多罗格格多罗郡王嫡福晋所出五郡君多罗格格多罗贝勒嫡夫人、和硕亲王侧福晋所出六县君固山格格固山贝子嫡夫人、多罗郡王侧夫人所出七乡君公格格入八分公嫡夫人、多罗贝勒侧夫人所出八五品格格固山贝子侧夫人所出九六品格格入八分公侧夫人所出6.固伦和敬公主；和硕嘉公主；固伦和静公主；和硕和恪公主；固伦和孝公主嫔的称号和妃的称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比如，她原来是莹嫔，后来晋升为妃了，皇帝给她一个号是华妃。是升职了，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换了称号了。其实已经说得挺明白了，各朝的妃嫔人数是有限制的，名称是皇帝随机赐给的。比如清朝，有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侯佳氏嘉庆初年封为嫔，皇帝赐号莹嫔。后来晋升为妃，皇帝为她改了个称号叫华妃。是皇帝随机赐给的。只要皇帝满意，除了祖上固定的嫔妃称号以外，可以随便换。最后是名字：碧凡、夏菡、曼香、若烟、半梦、雅绿、冰蓝、灵槐、平安、书翠、翠风、香巧、代云、梦曼、幼翠、友巧、听寒、梦柏、醉易、访旋、亦玉、凌萱、访卉、怀亦、笑蓝、春翠、靖柏、夜蕾、冰夏、梦松、书雪、乐枫、念薇、靖雁、寻春、恨山、从寒、忆香、觅波、静曼、凡旋、以亦、念露、芷蕾、千兰、新波、代真、新蕾、雁玉、冷卉、紫山、千琴、恨天、傲芙、盼山、怀蝶、冰兰、山柏、翠萱、恨松、 问旋、从南、白易、问筠、如霜、半芹、丹珍、冰彤、亦寒、寒雁、怜云、寻文、乐丹、翠柔、谷山、之瑶、冰露、尔珍、谷雪、乐萱、涵菡、海莲、傲蕾、青槐、雅琴、书瑶、春雁、从安、夏槐、念芹、怀萍、代曼、幻珊、谷丝、秋翠、白晴、痴珊、恨玉、惜文、香寒、新柔、语蓉、海安、夜蓉、涵柏、水桃、醉蓝、春儿、语琴、从彤、傲晴、语兰、又菱、碧彤、元霜、怜梦、紫寒、妙彤、曼易、南莲、紫翠、雨寒、易烟、如萱、若南、寻真、晓亦、向珊、慕灵、以蕊、寻雁、映易、先是三个字的：冷元勋尹玉枫江圣凌姜云霆陈少煊伊沁雪段无洛邱少泽 在是复姓四个字的：慕容圣卓上官耀然上官未明欧阳元修轩辕明熙南宫玉枫皇甫星辰东方宸浩令狐昭邦司马流云独孤拓拔长孙正德诸葛云廷公孙南弦端木玉麟 白堇梦伶习风子瑜梓玉南天融北穆雪向傲天苏鞠苏刑苏誊江羽陌江决江千琼冷掠衣朱心摩莫安汗！！！就这些了，有的是我想的有的是借鉴别人的，在此谢谢他们。
2. 古代为什么要有太监，为什么不能用正常人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睾丸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3. 太监是什么
就是在宫中侍侯皇帝和妃子的男性仆人,最重要的是经过了净身,失去生育能力
封建帝王是绝对不能容忍他的后妃有出轨行为的,而后宫有很多工作是女性无法完成的(体力差异),所以宦官成了必须的后宫成员.
成年男性阉割,在理论上处理得当不会危及生命,清朝的宦官大体上是儿童青少年时期阉割的,分为两类:天阉和后阉,天阉又分为先天发育不全和自己阉割(比如安德海)两种.天阉的如果想进宫就报当地官府,官府就要尽职的送到皇宫,叫供奉"天嗣".
还有的就是想进宫,经过引荐保人等各项手续,到北京的"小刀刘"处净身,要给"手术"师傅"一笔钱(可以打欠条).拜祖师爷------司马迁
阉割之前一天不许吃喝,在一个窗户裱糊厚棉纸的房间里,四肢绑缚在门板上,门板在肛门对应处有圆口,供排便.
用细绳扎住阴茎以及阴囊根部,快刀阉割,刀口上金疮药草木香灰等,把一个新鲜的猪腰子一剖两半,贴在上面(清凉止血).用一小节鹅翎管插进尿道,防止刀口愈合是长死,不能小便.
割下的阴茎阴囊和其中的睾丸,用盐或石灰淹制把干,装进锦囊,俗称为---"宝贝".
术后不吃不喝,第三天才能喝东西,防止尿路感染.三个月后才能正常行走.
整个过程如果有死伤,没有任何人负责.
进宫后要拜个老太监做师傅或干爹,学习礼仪,和规矩.
太监多数是河北省的,雄县,河间府人,由于生活困苦,同乡引荐而踏上这条路.
4. 太监的历史资料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着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着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5. 历史上 太监是怎么来的
古代的一些奴隶主和君王、贵族，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关于太监起源的时代，无法准确确定，但据传是亚述的一位美丽贤妃所创，而东方则是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时期大致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已有此风俗习惯，波斯人认为太监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太监的忠诚大加赞扬。由于太监的广泛使用，需求量很大，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加以贩卖。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也就是圣经上所称的那披索及利吉亚的首都沙鲁德斯等地，将阉人高价卖给波斯人，所以沙鲁德斯以出产阉人而着名。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阉人都大量使用，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
阉割是十分残忍、危险和不人道的。古埃及的阉割手术都是由僧侣执行，阉割的死亡率达60％；但据传印度的阉割手术则较为进步，死亡率不高。古代使用阉人是为了对女性实行性压迫和性禁锢而以摧残一部分男性为手段，但是有时效果也适得其反，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比平民百姓中严重得多的淫乱丑闻。例如在波斯，由太监监守的后宫，不仅重门紧锁，而且连面色白皙的太监都不准与后宫接触，能进入的只是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又老又丑而又特别忠心的太监。但是，被监禁得比囚犯还严厉的妃妾们照样能把她们的情人藏在后官，性活动更加大胆。妃妾们能从囚笼般的后宫逃出来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从着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阿拉伯各国的宫廷秽闻。在中国的史书上，对“宦寺宣淫”、“宦寺乱政”的记载也是很多的。
6. 什么是太监
太监（tài jiàn）也称宦官，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现在网络赋予新的含义，指一个直播贴的作者半途而废，长时间不更新的称楼主为太监，称此贴为太监贴。
称呼
太监为何叫公公 公公是对太监的尊称，因为太监，特别是高级太监最接近皇帝，权势极大，最了解皇帝的心思，在朝为官者有些时候不得不依靠太监揣摩皇帝的心思，或者借助大太监的权势往上爬，要是直呼其为太监，那是在侮辱他，所以尊称为公公，以示尊敬。至于“公公”的称谓到底何时开始，由何而来，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 第一个出名的太监秦朝赵高
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 明朝深受皇帝信任的大太监冯保（剧照）
，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 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干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清代末年，河北省的宛平，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溥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 明朝大太监魏忠贤
。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禧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17万两。当时李莲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淀区恩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莲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 唐朝大太监高力士
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禧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竟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
辛亥革命至今
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1922年，宫外的中国正在出现大变化，而17岁的溥仪仍在紫禁城内过着平淡的生活。许多太妃心生歹意，联合太监对越发成熟的溥仪进行打击。一次，溥仪打开了自嘉庆年间就被封起来的建福宫宫殿群，里面全是干隆的收藏品，嘉庆是为了怕子孙玩物丧志，所以把这些书画、瓷器、金佛都封在了这里。当时“小朝廷”经济很窘迫，溥仪准备用这些来换钱。但发现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建福宫宫殿群在晚上10点燃起了熊熊大火，直到次日正午才被扑灭。这一场大火烧毁了干隆所收藏的自夏商以来的许多名人字画、青铜器、金佛、瓷器上百万件，最后经调查为人为纵火！没过几日，溥仪所居住的养心殿东院又着起了火但被迅速扑灭，这次找到了一个还未烧完的被煤油泡过的棉絮，这更说明了是人为纵火。溥仪为了自己的安全，于几日后命令：每位王爷、太妃身边（不包括溥仪）各留20名太监，其余所有太监一律驱逐出宫。这一决策虽然是为了溥仪自己的私利，虽然使成百上千的人失了业，但象征着再也不会有社会底层人物被阉割。 1959年，溥仪出狱。他直接去探望了住在庙里的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太监，向他们连连道歉，但太监们仍在叫他“万岁爷”，真是令人感叹不已。溥仪也在《我的前半生》中忏悔道：“他们陪我玩，哄我睡觉，喂我吃饭；他们领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可能有时会离开我，但他们却日夜陪着我；他们是我的奴隶，也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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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 三国蜀汉大太监黄皓
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
2000年前就开始有太监，明朝要亡国之前后有七、八万多的太监，光吃就被吃倒，七、八万的太监，需要多少阉割的师父大家想想看？ 农业社会有人专门替人阉猪，古代有那么多太监，当然阉人的师父很多，阉人的行业，古代与一般行业相同，非常竞争，分南派北派，一样做广告“功夫一流刀一流，快刀斩断是非常安全可靠，祖传功夫，哈~不痛、不痛苦、不发炎、不会意外、没副作用……”，阉割不是阉掉那根而已，连那二粒也要割掉。 过去北京城内有二个出名的专家，一个叫毕五，一个叫小刀刘的，这二家名声最大，也最大牌，二家都代代相传，都自称一刀下去保证没麻烦。 这二家光是操阉割业就变得有钱，又得到皇帝封赐做到六品官，比县太爷县长高一级。 听说，这二家每一季都要向清朝后宫内务府供奉30个太监，一季30个，一年4季，总共120个，所以说到这两户人家，一年有固定240个生意，简直是总包工程！ 古人贫穷，生计较难，穷人家子弟做太监最多，阉割的师父，人家叫他净身师，据说净身师都是父传子子传孙，有传自己后代，没传给别人，净身师与宗教的点传师，受戒师父是同一个人，你要阉割要先拜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被净身师阉掉后，入宫做太监，你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你的恩人便是净身师，必须孝敬他，然后才轮到你自己享受 要拜师要先照礼数行，最简单的见面礼是一颗猪头或一只鸡，一罐白酒，没钱人起码也要准备这三项，有钱人当然另外谈（当然有钱人大多不会干这事），有钱人花比较多，要阉割以前先打契约，签合同，当时古代叫文书，像医院要手术动刀，家属要写切结书，欢喜甘愿阉死不赔，避免阉死人被人告，吃官司闪避法律问题其实不是重点，重点在那大家知道吗？ 重点是净身师要保障自己的利益，怎么说呢？人家说凡事应变，你看李莲英做太监做到权势那么大，签这张合约就是说西牛望月，，或许有一天太监大发展，有出息了，师父可以得到报答，赚到利头。 合约的用意第一是阉死不赔；第二用意是师父像做投资，希望阉过的人，将来有出息时，师父有回收，因为遇到没钱人，师父是做白工，望以后回收，阉割遇到有钱人有二种价钱，一种是保证会活的价钱，一种是不保证会活的价钱， 保证会活较贵，不保证当然便宜，价钱讲好后，合约也签好，要做太监的人必须准备一些东西，第一、30斤米，准备一个月要吃的米。 第二、晒干的玉米骨，要做火柴用。 第三、麻叶，麻叶烧成灰，要洒在下体割掉部位，因为麻叶灰不会烧到皮肤。 第四、准备半打的窗纸（大约50张，将窗户糊起来糊到密不通风，要阉要挑日子，最好是春天，一月至三月左右，不热、没蚊虫、苍蝇 因为阉割后不能穿衣服，净身房是一间单独的房间，不大间，四边没人住，因为阉割之后很可怜，至少痛三、四天，哀叫得很凄惨，像杀猪一样，凄厉得叫声没人敢听，所以净身房附近没人住，单独一间，做太监自己在房里叫整天，可比人间炼狱！惨… 一个男人要阉掉做太监，真是可怜无奈，这么残酷的事情，要阉割的前一天，不准吃东西。手术后，至少一、二不能小解，不管大便小便都不可以，这时要准备一支玉米骨，用剪刀修一修，修得圆圆滑溜，玉米骨软而且有水分，要插进去尿道，像装一条塑胶管似的，忍不住便从这玉米骨的管出来，有够凄惨，若没插管进去，光是尿水泄出来，会让尿水把伤口刺痛得唉唉叫。 太监要阉割因为很痛苦，脚与手都要绑起来，像捆猪一样捆起来，手术时不可乱动，手术后不可乱摸，手上的细菌很毒，摸到会浮脓，病毒感染，甚至会丧命！手术前，下身要消毒洗清，要先喝臭大麻与中药的水臭大麻水，至于臭大麻汤就是石灰水熬得汤，止血和止痛。 煮臭大麻汤之时，要放二粒蛋下去煮，滚愈久愈好，滚愈久蛋愈硬，净身师父再准备二粒新鲜的猪胆，这碗臭大麻水喝下，头壳就茫茫渺渺，身体麻木，身上的肉会抖，像蛇吸到烟油一般，一直抖… 这时手脚绑着，腰身也固定起来，绑得很紧，一动也不能动！ 这时被人阉的人眼睛被蒙起来，全身起寒颤，净身师要动刀了….. 太监动手术由哪里开始动手？ 虽然听起来很残忍，但是不用怕，因为这个时代，没人会逼你去 阉掉做太监，除非你男人要变女体，变性也不像古代那么恐怖，手术的过程如下所述： 第一，先阉睾丸，隂囊先切二个洞，将筋割断，然后将睾丸挤出来，喔！光听就好痛，被人挤的人一定比死更痛苦，挤出来的时候鸡蛋也有用，鸡蛋拿来，从太监嘴巴塞进去，一粒一嘴，要叫都叫不出声，鸡蛋在嘴内塞到差点无气，这时会出力，丹田一出力全部的力道往腹肚去，净身师一个出力，二粒睾丸就挤出来。 然后苦猪胆拿来，把伤口糊一糊，粘搭搭，听说苦猪胆糊下去会消肿止血，睾丸挤掉，再下去就是全套阉掉，北京话叫去势，要阉这个地方，要准要切完整平面，不能留任何突起的肉，怎么说呢？因为割不够平，不够平贴，改天这块软骨会再跑出来，出来便要再手术一次，阉太深也不可以，太深改天伤口好了，那里会凸一块，倒下去又变一个洞，尿尿会用洒的，很麻烦，会将裤子洒的湿漉漉，太监大部分阉了后，都有后遗症，尿尿开叉，像扇子形状！整组阉起来，另外一粒鸡蛋再从嘴巴塞进去，痛到都没声音了，但是痛得要命，下面被火红红的火钳子夹住，沸烫的让人昏迷不醒，痛到昏厥！ 男人下体被阉起来，变成男不男，女不女，这便是可怜的太监，这比死刑更痛苦，太监大多六、七岁孩子，为了生活，年纪轻轻便要受这种酷刑，而且是自己甘愿的，实在有勇气亦可怜！ 前段我讲到阉起来时，人痛到昏去，到醒来还要喝大麻水，大麻水喝下去会让人失去意识，迷迷糊糊像吃麻药、吃四号的、吃安非他命，所以应该是毒品，大麻也是泻药，喝了大麻水，一直漏尿，漏到肚子都空无一物。补充一下，阉割之后，伤口是用苦猪胆糊起来，猪胆粘粘的，糊起来血会止，也会消炎，糊好要留一个小小的洞要插麦子管，这条玉米骨做的管像尿管，让他小便用的。 手术好的第二天，可以喝粥，不可吃硬的食物，粥是用破去的球装着，放一支管子，吸起来让太监吃，床的下面，放一个破的盒子，那是要放屎用的 经过第三天才下床，这时下面的伤口还没好但已结疤，这时还要痛苦一下，会抽筋，一天三次，腿痛得要命，混身发抖，据说不抽筋会佝偻，龙骨从此不直，所以壹天要抽筋三次。 割起来的那话儿怎样处理呢？净身师父当做宝贝收起来保管，太监无权利将这东西拿回去，净身师父有权保留它。 净身师父会准备一盆子，里面参杂石灰，将二粒睾丸摆好，以便让石灰作用吸水分，睾丸才不会烂去，手术的契约书用油纸包好，放在盆中，用大红布将盆子包起来，绳子绑好然后吊在中质梁，古代房子大厅都有一支中梁，这有意思呢！这叫做红布高升，意思是预祝太监以后福气一直来，步步高升！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死了一定落叶归根，埋在自己的乡土。不管你到天边海角，不管最后死在哪里，都想要落叶归根，人如果死在他乡外里，不能回到故乡埋葬，一定会掬一把故乡的土掩上，这叫做落叶为根。 做太监一生的愿望便是将他被切割的下体要回来，人是叫赎身，他叫“赎兰”（台）所以太监都很省，赚钱舍不得用，目的是为了这古人观念，一定要留一个全尸，少自身那话儿，便没资格埋在祖墓，不能与父母埋在同一个墓园，这叫骨肉还家，不赎回来，据说阎王也不收，因为不男不女六根不全，阎王不收，所以太监若有出头天，一定想尽办法找净身师赎回，往生才能留一个全尸。 上次我们说到，一个人死后，不可六根不全，所以大家的观念，都认为人死要留一个全尸，少一根骨，少一支手，阎罗王不收留，
7. 太监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出现的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着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着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干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8. 中国的太监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的话请介绍相关内容.
宦官，俗称太监或“老公”。文书上的称谓很多，例如有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批人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l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宦官。
清代末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邱、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溥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溜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l7万两。当时李莲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甸区思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莲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辛亥革命、皇朝覆灭后，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着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着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干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9. 太监 生活历史
中国太监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
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
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
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
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
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
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
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
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
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
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
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
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
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
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
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
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
“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
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
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
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
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
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
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
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
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
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
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
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
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
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
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
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
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
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
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
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
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
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
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
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
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
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
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
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
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
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
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
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
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
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
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
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
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
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
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
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
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
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
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
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
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
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
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
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
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
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
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
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
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
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
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
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
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
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
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
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
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
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
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
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
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
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
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
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
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
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
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
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
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
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
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
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
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
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
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
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
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
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
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
自珍在《乙丙之际着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
“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
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
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
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
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
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着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
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
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
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
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
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
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
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
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
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
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
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
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
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
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
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
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
《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
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
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
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
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
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
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
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
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
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
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
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
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
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
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
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
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
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
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
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
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
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
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
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
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
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
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
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