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田聪明的论述
在2007年召开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发文，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就此内容召开民主生活会，我们随即要求新华社党组同志结合学习贯彻的实际，准备发言。
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我到会听了，印发后又学了，觉得对全党的作风建设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几个月来，我们结合实际学习、调查、思考，特别是围绕新华社履行职能的问题，对胡锦涛同志关于“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等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性的论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必然要求的论述；关于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论述等，反复学习领会，完善贯彻措施。
我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一直是十分看重的。碰到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的事，爱与憎往往反应到难以掩饰的程度。我在先进性教育“党性分析材料”中说过，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是八九岁时从“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队员身上得到的，“共产党爱穷人，毛主席大救星”的观念和情感一直延续至今。后来我还经常谈到由此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普通群众主要是通过一个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党、评价党，来认识和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
回到新华社工作后，我在七次年度工作会议讲话的最后一个部分中，都强调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问题。比如在2001年的讲话中强调了“公”“廉”“实”三个方面内容，“按规定程序办”“狠抓落实”已成了口头禅，而且强调抓落实中要坚持“信息灵、反应快、处置得当、从善如流”；去年社党组民主生活会的发言《新华社落实“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实践与思考》，从不同角度谈了社党组的作风建设问题。这些，对社党组和全社的作风建设，保证新华社履行职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用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八个方面良好风气来对照，新华社的作风状况都存在差距，其中我最担忧的是由于某些环节作风不实而导致报道失实和迟报、漏报等问题，影响我们履行职能。
真实是新闻信息的生命，因而维护新闻信息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是新华社作风建设的永恒主题，我们也一直在抓。比如，2003年，社党组专门下发了《关于确保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七条规定》；2004年，我和南振中同志给国内各分社社长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们从记者采写开始为确保新闻信息报道真实性把好关。我们一直强调新闻信息报道要真实准确及时。真实就是报道必须是客观存在，这是核心，没有任何理由能为失实报道辩护；准确就是报道新闻要素的表述要用词达意，对真实不能有多种解释；及时就是要在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抢时效。我们还不断强调当好记者就必须沉下心来坚持不懈地学习、调查、思考，要掌握广泛的知识和群众实践的第一手资料。总的说，海内外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权威性是充分肯定的。如《哈尔滨日报》时事部副主任王业轩针对“纸馅包子”假新闻说，中央媒体转发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后，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新华社的相关稿件。相反，第二天即7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北京抽查早餐摊点未发现“纸馅包子”》一稿。王业轩说，实践证明，还是新华社的稿子最安全、最让用户放心。
但我们深知维护新闻真实性的艰巨性、长期性，尤其是新形势下的复杂性。今年以来，国内新闻界出现了“财政部对取消利息税尚无动议”“调高印花税的内幕解密”“山东滨州黄河大桥通车”“一个退役军官的艰难生活”等失实报道，特别是“纸馅包子”电视假新闻令人震惊，既损害了国家的形象，也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对照中宣部等三部门下发的《关于北京电视台播发虚假新闻的通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宣传有关问题管理的通知》精神，新华社虽然没有出现这类严重的假新闻，但今年以来的少数报道中也出现了一些失实、抄袭、雷同等问题，有的重要新闻事件还出现迟报的情况。如，1月18日播发的漫画《绝非儿戏》与贵州漫画家刘雍早年作品《危险的嗜好》雷同；《半月谈》3月一期刊登的《一个移民村的变迁》一稿文图不符；4月7日播发的《仅有1%的人愿做工人，我国亟需实施人才优先开发战略》，标题就不准确，“1%的人愿做工人”仅是某机构在上海一地小范围的调查，以此推及全国，明显缺乏依据；5月12日播发的《“和谐号”：让大众更爱你吧！》，内容摘自网上和小报，既未注明出处，又未作现场采访，经核查失实；5月17日《现代金报》刊载的《上百的哥醉心炒股》，从标题到部分细节都与《重庆晚报》刊登的《重庆上百的哥醉心炒股》雷同；6月7日新华网山西频道未经核实转发了中国经济网当天误转一年前的旧消息；6月12日新华网“传媒在线”把网民用计算机合成的作品放入“摄影佳作”栏目，与关于炒股的另外6张摄影作品放在一起，冠以《摄影：抢劫不如炒股》的总标题，很容易让人误解；对山西“黑砖窑”事件迟报；墨西哥通讯社发现新华社7月10日和21日两条外文稿件内容雷同，两名受伤运动员讲话相同，有关编辑认为，用户和读者会质疑新华社稿件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7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迟报，路透社9：17报，道琼斯9：20报，新华社则是9：32才报。
上述这些失实、抄袭、雷同、迟报等虽属个别现象，但在新华社都是犯大忌的事。我想强调的是，迟报、漏报和抄袭同样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本质要求。迟报属于报道时间上的延误，漏报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该闻不闻”，都会造成信息没有及时送达受众和读者；抄袭是信息收集者和采写者不接触信息源，更容易造成源头性虚假。新形势下，对这类现象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面对当前新的信息传播和竞争激烈、新闻职业道德底线受到种种挑战的情况，我们要在贯彻中宣部等三个部门通报、通知精神中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措施、狠抓落实，以保证新华社忠实履行职能。
新华社诞生76年来，新华人有一个永恒的原则：真实是生命，因而也是新华社作风建设永恒的主题。由此而逐渐形成了新华社以勤奋学习、深入调研、联系群众、报道真实等为主要特征的优良作风。今天想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诞生后在全社开展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当时，中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决定新华社实行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将驻全国各省区市分社作为总社的派出机构，实行总社终审发稿。那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对新华社在我们党执政条件下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中，我看到《文献与研究》刊发的《一部话剧和一个时代的风尚—回顾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及其产生的影响》一文，即印发全社同志阅读，强调在作风建设中要从“客里空”“戈尔洛夫”身上得到警示。
“客里空”是“二战”期间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职业是新闻记者，形象是靠编造事实写新闻，尤其是靠编造新闻来吹捧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都落后的领导。这个领导就是话剧中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戈尔洛夫”。戈尔洛夫是当时战争前线的总指挥、将军、老资格，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打仗勇敢，有功劳，对党忠诚。但他忽视学习、脱离实际、固步自封，已到了“二战”时期，他指挥战争的思想观念却仍停留在国内战争时期的老经验上。当一个年轻军长提出“今天没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战争”时，他即斥之为“胡说”，还说要“教训教训他”。剧情结果，这位将军因未经受住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而被撤职。话剧《前线》剧本1942年9月在苏联发表，正值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看到了这个剧本，就要求《解放日报》连载，后又收入整风学习文件，并被不少文艺团体搬上舞台。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部话剧在苏联诞生和在中国普及，都反映了当时党政军领导作风建设的需要。实践证明，这部话剧在中国的普及，对推动革命战争中领导作风建设和新闻战线作风建设，都产生过非常积极的效果。
实际上，新华社的作风建设中，反对“客里空”一直是重点，只是不同时期的内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如当前反对“客里空”，确保新闻信息真实性的主题是相同的，仍然是杜绝捕风捉影、编造假新闻信息和漏报、迟报重要新闻，及反对抄袭行为等；所要强调的基本原则也是相同的，就是采编人员必须加强学习，深入第一线调研；保障措施也是相同的，就是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工作的关键点也是相同的，就是强调领导不做“戈尔洛夫”，带头反对“客里空”等等。但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比如现在新闻信息丰富多样，其中鱼龙混杂的现象比过去多了很多，特别是网上可匿名发表信息的特性，使信息真假交织；新闻信息传播形式和渠道多而复杂，花样翻新，有时甚至是逼迫你接受；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向新闻信息报道渗透，在我们主动适应、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中，被诱惑或上当的因素比比皆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信息化过程中，特别是现代网络技术给我们的新闻信息收集和稿件写作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为一些不肯下功夫学习调查和现场采访，仅靠网上检索材料成稿的采编人员提供了可能；电脑技术的发展，使过去的“摆拍”照片发展到了可以移花接木、天衣无缝式拼接和重组图像的地步，等等。这就使一些在思想上存有浮躁和急功近利情绪的采编人员，很容易忘记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甚至为了眼前的一时名利、政绩而不择手段；某些环节的领导人忙于应付具体事务，忽视深入学习调研，从而使新闻信息报道管理跟不上，制度存有漏洞等等。
针对新形势下反对“客里空”的复杂性，我们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学习调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做“戈尔洛夫”。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领导干部保持良好作风，才能坚持不懈地抓好“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才能采取切实的体制、机制性措施防止“客里空”，才能保证新闻信息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这方面，我们已经和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加强学习培训，深入采访调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防止“客里空”
胡锦涛同志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第一条是“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这对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和采编人员履行职责至关重要。胡锦涛同志指出：“不抓紧、抓好学习，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真实是新闻信息报道的生命，学习调查则是新华社的立足之本。为了促进全社同志的学习，我们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党领导人有关学习和新闻真实性的论述摘出来印发；开展了从社领导到职工，推荐书目、撰写读书感言等广泛的读书活动；强调学哲学、用哲学，增强“存在决定意识”的观念。我们还举办了陈云同志学哲学用哲学讲座，深入领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实质，增强调查研究的自觉性；制订了中长期培训规划，实行全员培训，规定每人每年接受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而且从社领导开始讲课，促进学用结合，教学相长；制定了对外语干部实行外语水平考试的制度，一年考一次，并对考试综合成绩在前60%的参考人员给予奖励，对小语种干部还采取了特殊的培训措施；对总社终审发稿人、分社采编业务签发人实行考核考试措施等等。
二、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报道管理，用制度挡住“客里空”
近些年来，我们为维护新闻信息报道真实准确及时，在制度保障和监督检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是对“新华社记者证”的发放管理，对记者采访活动，对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稿等作了规范。二是对总社终审发稿人和分社采编业务签发人实行了统一考核考试、持证上岗、两级动态考核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发稿量确定终审发稿人、签发人岗位数；根据履行职责的要求确定终审发稿人、签发人的基本条件；经部门或分社领导班子审核，凡符合基本条件的采编人员均可报考终审发稿人或签发人，各部门、各分社参考终审发稿人或签发人的人数须多于岗位数；经统一考试，以多于终审发稿人岗位的10%、签发人岗位的20%，按考试成绩从高分开始录取，确认其资格；从取得资格者中，按岗位数和考试分数，由部门、分社领导聘用，发给聘书；对聘用的终审发稿人、签发人，由聘用部门、分社负责按规定实行动态考核管理。经考核合格者，绩效工资分配中按规定给予奖励，发生差错者则要按规定给予批评、黄牌警告、扣罚绩效工资直至收回聘书、取消资格等处罚；终审发稿人、签发人考核考试每年一次，取得资格者三年内有效。各编辑部、各报刊和各分社领导也都参加终审发稿人和签发人考试，取得资格者，由社长、总编辑聘用。今年又明确提出，凡出现过“有偿新闻”错误、虚假新闻错误、政治性差错和抄袭行为，以及上年度考核没有达到合格等次者，没有资格报名参加终审发稿人和签发人考试。三是严格执行稿件送审制度。主要是对涉及中央领导（包括退下来的老同志）和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敏感问题等报道，必须按规定程序送有关部门、部门负责人审核，而且要有文字记载。四是及时通报新闻信息报道中失实、抄袭、迟报、漏报的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五是实行有奖挑错制度。就是对我们每天播发的各种形式的公开报道，欢迎所有受众及时举报差错，经核实准确者给以奖励。对发现的差错凡能改的均要及时发改稿；对出现差错的责任部门、责任人按规定给以批评或在考核中处罚；对由于报道不实给报道对象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书面致歉。六是每天两次采编汇报会都强调报道真实准确及时问题，坚持每周按条件评选表扬稿与“有明显改进余地报道”，而且点评主要差错。七是对通稿、报刊和对外中文外文报道稿件实行阅评制度。八是将报道真实准确及时列为采编业务考核评价体系中的主要内容，并坚持用事实和统计数据说话。所有这些制度内容、制度执行的结果等，均在全社公示，接受监督。
三、要求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不做“戈尔洛夫”防止“客里空”
我仔细琢磨了《前线》话剧中的“客里空”和“戈尔洛夫”两个典型人物的关系，觉得戈尔洛夫不学习、不调研，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喜欢被人吹拍、听不得不同意见等不良作风，正是编造假新闻的“客里空”产生、存在甚至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所以，要使反对“客里空”融入全社采编人员的实际行动，关键在领导。我们要求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不仅要继续抓好自身学习、调研，严格把关，做好表率，更重要的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全社的作风建设更加得力、得法，富有实效，形成反对“客里空”的制度保障。
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对照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新华社党组已经和正在抓的主要措施：一是抓统一思想认识的工作，通过增强履行职能的意识来反对“客里空”。几年来，通过深入学习、调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新华社的职能，即坚持以新闻信息报道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围绕中心展开，忠实履行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国家通讯社、消息总汇和世界性通讯社的职能。
二是根据职能，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防止“客里空”。我们从有去有留，整合资源，减少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发挥整体优势的原则出发，逐步将与履行职能无关、管理混乱的700多个经营实体依法关停并转，所有财务支出均做预算，由总社拨款，从而使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抓新闻信息报道上；将全社的采编与营销“两分开”，既防止“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又保证采编人员集中精力搞采编；将全社的新闻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将220多种内参刊物整合为4种，将33家48种公开发行的报刊整合为14家22种；将记者每天从国内外采集和所能收集到的文字、图片等新闻信息数据整合到多媒体数据库待编稿库，供各编辑部编辑编发；将各编辑部每天向海内外编发的各种稿件整合到多媒体数据库成品稿库，统一向用户提供等。
三是对采编人员严格要求，热情关心，完善采编规程等综合措施防止“客里空”。几年来，我们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增强“三个意识”与加强学习培训、扩大知识面相结合的措施；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与“语音提示”等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措施；严格的业绩考核与安排夜班公寓、分期分批组织一线人员休假相结合的措施；鼓励创新、提高时效与杜绝政治性、导向性差错，减少技术性差错相结合的措施；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新机制”、同等条件下社内优先与按需设岗、择优聘用、同岗同酬相结合的用人措施等。
四、紧紧围绕履行职能抓作风建设，作风建设的重点是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
现在，一方面是中央的大政方针都已明确，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狠抓落实，并根据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在落实中加以巩固、完善、深化。另一方面是不少决策部署落不到实处，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履行职能的实效。几年来，我们在作风建设中有四条深切体会：第一，只有紧紧围绕履行职能，坚持以新闻信息报道为中心抓作风建设才能有实际内容，才有“抓手”。第二，增强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是当前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开会是必要的，但落实不了开了会绝不能算做了工作；发文件是必要的，但落实不了发了文件绝不能算做了工作；给钱是必要的，但落实不了给了钱也绝不能算做了工作。第三，坚持不懈地抓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把抓落实的责任明确到责任部门、责任人。而且坚持处理一个抓落实不力的事例，提高一次思想认识，完善一项抓落实的措施。只有这样抓，才能使作风建设不断见到实效。第四，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履行职能的实绩是检验作风建设的根本标准。
在当前抓作风建设中，最需要防止和克服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浮躁情绪”和“侥幸心理”。“浮躁”就容易急功近利，不愿花时间学习、调查，不愿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性工作抓起；“侥幸”就可能把功夫下在“投机取巧”上，甚至不择手段获取“政绩”，谋取名利。结果是往往使履行职能的“宏伟”目标和“振奋人心”的措施只停留在向上级汇报的嘴上、纸上；在抓落实中经常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进行不到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涉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而引发的不同意见，使落实事项停留在需要“得罪人”和害怕得罪人的胶着状态之中；在抓落实中经常碰到的主要危险是有些领导人面对中央和社党组的部署不能落实的情况，“不哼不哈”或以“正在办”为托词半途而废等等。
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时间过去了，中央的精神和社党组的部署落实不了，该办的事情没办。群众意见一大堆，有关领导干部还有一大堆“不抓落实”的理由而心安理得。对此，我说过一些“极而言之”的话，如“现在新华社不缺会说的，就缺会做的”“现在好多事不是没有发文件或领导没讲过，而是没有抓落实”“成功成于坚持，毁于退缩”“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等等。我也赞同南振中同志针对不注重抓落实所讲的，“如果说了不做，比不说还坏”“对要做一件事先提一堆做不到的条件，等于压根就没想做”。
为增强领导干部抓落实的意识和执行力，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社党组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凡要求落实的事，自己一定要想得清楚、讲得清楚、写得清楚，如下面有困难，自己一定要及时亲自动手做；二是凡遇到职能交叉的事，由牵头部门负责协调，如有困难则由分管社领导主持协调解决，如还解决不了就找我，就是不能拖；三是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会不开，没有实际内容的文件不发，并希望全社干部职工监督，考核责任部门负责受理，如属实则要在考核中扣有关职能部门的分；四是凡得罪人的事，如考核加减分事项、财务人员坚持财务制度受到打击报复等，下一级有困难就找分管社领导，还有困难可随时来找我等。
‘贰’ 韩寒和方舟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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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7】为什么你从不在大家面前谈论自己的作品呢？为什么别人一问起你的作品，你不是说“忘了”就是“不记得了”。什么时候你会面向你的读者谈谈自己的创作心得和写作体会呢？
~\【提问8】在面对方舟子指责你有代笔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和他当面对话？和他谈自己的作品。而选择逃避。一个作家谈自己的作品不难吧？你不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消除代笔嫌疑的方式吗？这个方式比打官司要有说服力1万倍。
~\【提问11】你自己都说了英语不及格，那么你是如何做到在《三重门》里引应用到了大量英文？而且那么流畅。有什么诀窍？
\【提问13】你的作品《三重门》里引经据典，涉及到的书有几十种。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和你的粉丝在公开场合谈谈你的读书心得？不谈赛车不谈女人。
\【提问14】你以前说过：不出席任何商业活动，不做任何代言。可你没做到。在方舟子指责你有代笔的时候你说：不回应。但是最后还是回应了。你说用2000万悬赏，最后自己又推翻说是个玩笑。作为****人物这样出尔反尔。你认为会不会对自己形象有所损害？
\【提问15】韩寒。在你成名之前，你的父亲一直有作品发表。而且文笔很好。很受欢迎，但是从你出名后，你的父亲就再没发表过任何作品。你怎么看你父亲前后的表现？他是江郎才尽了吗？
\【提问19】《三重门》里有《红楼梦》的诗句,可韩寒在很多公开场合却说从没看过 《红楼梦》而《三重门》里还引用了很多名着的精彩段落。这些书你都看过吗？你对读这些名着有什么体会？
\【提问20】在《求医》一文中描写的是疥疮症状，而且宣称是自己真实经历。而后段有专业医生指出，这个是肝炎的症状，而韩仁均恰恰是因为肝炎不得不从华师大退学的。《说说我自己》里有自己得肝炎的描述。问：这一段到底是真实经历还是根据父亲描述写的？
\【提问21】韩寒你在写《杯中窥人》时。手边并无参考资料。你是如何会拼写这个拉丁文而且知道意思的。据网友考证。这个拉丁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是不是这样的？
\【提问22】你声称：“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讲座，不剪彩，不出席时尚聚会，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接受少量专访，原则上不接受当面采访，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演电视剧，不给别人写序。”有人说：肚里无货!做贼心虚！言多怕失!你是否准备参加交流会，笔会，讲座来证明自己？
\【提问23】你在《三重门》里说到的高中课程有：文艺美学、西方文学、中国文学史。而且还参加文学社。可这些都是大学里中文系才开设的课程。你怎么能在高中就学上了这些课程呢？
\【提问24】你公布的手稿太整洁，没有出版社编辑的校对。那说明是原始稿子。内容和书里的差别在哪里？你可以更详细的展示吗？
\【提问25】你说你是一个对文字有洁僻的人。出版社改动你哪怕一个标点你都不允许。可你在网易的访谈中说书里最出彩的那段话不是你写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提问26】韩寒你在接受网易采访的时候在回答对抵制日货的看法：“我的原则是不买日本车不开日本车”也表示不参加任何代言。可你最后却去为斯巴鲁汽车（日本富士重工）做了代言。你认为是什么使你没有说到做到？
\【提问27】韩寒你在2010年7月23日香港书展上公开宣称：今年至少会捐出100万元，作为大家“错爱”你的感谢。请问：你捐给那家机构了？什么时候捐的？
\【提问28】香港《文汇报》以33栏的宏大规模认定你是代笔。你是否会起诉《文汇报》？或者出来为自己辩解？
\【提问29】在南都对你的专访里。你说：“我就在北京的三年没有写书，光顾着玩了。”你在北京三年是2001～2003这三年，韩寒署名仍出版了三本书：《像少年啦飞驰》、《通稿2003》和精选集《毒》。那么这前三本书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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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求两篇600~1000字的党课演讲稿
一
全体学员在培训过程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学习热情：看辅导录像和听专题讲座时，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参加交流讨论时，认真准备发言提纲，紧密联系实际，谈体会，谈收获，气氛热烈；自学时，按照培训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章节，及时完成思考练习题，积极准备理论考试。培训结束时，16名同志在总结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畅谈了学习的收获、体会和感受。培训结束后，学员们也都结合学习的内容，撰写了学习心得体会文章。
通过培训，学员们主要得到了以下收获：
一是加深了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认识。通过这次学习，大家对党的建立、成长、成熟以及壮大的光辉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党的基本知识由零散的了解到比较系统的掌握，对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任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更准确的把握，深刻认识到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很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尽管党内存在着一些腐败现象和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党的整体和主流是好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可以充分信赖和为之奋斗的。
二是进一步端正了入党动机。通过这次学习，大家深深感到，入党并不仅仅是一时的形式上的光荣，更意味着要在一生中切实承担起党员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共产党员的光荣是与奉献和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大量的事实来看，一个人入党时的想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党员的质量。任何将入党这种神圣的选择同自己的私利相联系的想法，都会为党员的质量打折扣，这种联系越紧密，折扣就越大。因此，大家表示要首先从追问自己的入党动机开始，使自己纯洁起来，高尚起来。从申请入党开始，就要将“立党为公”的观念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头脑中。
三是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差距，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不少同志谈到，过去想入党，不知道怎样做，有什么要求，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入党。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所以要认真对照党员标准查找自己的差距，明确在哪些方面达到了党员条件，哪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同时大家普遍认识到，入党不仅是从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在行动中入党，要把党员标准融入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锻炼自己、要求自己。因此纷纷表示，要立足本职工作不断努力，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90年前，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在上海一幢石库门的小洋房聚集着10多位中青年立党纲、议宗旨，意味着共产党呱呱落地于神州。经过近30年的艰难困苦、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头一个历史使命。在经历一个甲子的艰辛探索后，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使当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走过的历史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濒临过绝境，也遭受过浩劫；既经历过大饥馑，也蒙难过大震灾。但是，它领导中国人民挺过了这一切，神州江山巍然不动、生机勃勃，政党巨人顶天立地。中国共产党何以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在庆祝党的90华诞之际，这里讲这么几点，抛砖引玉。
(一)党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肩负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使命。为此，它明确规定自己的性质和宗旨。党的二大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利益先锋军，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就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异常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和十分艰难的环境下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成为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力量源泉。
——大革命失败后，被惨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多万人。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如毛泽东所说的，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主力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后，各个苏区开展异常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广大游击战士在大山密林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但是，在广大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乃至牺牲的帮助和保护下，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了。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战，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建设成为了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已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和拥有100多万武装力量的人民军队。
——解放战争的胜利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淮海战役的军力对比本来是60万对80万，我弱敌强。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以数十万辆小车支前，所以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们用小车推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作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民主建设，使社会很快得到安宁，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新中国的新气象迅即展现在世界面前。在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尽管后来遭受过曲折和挫折，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为今后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定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迅即从挫折中奋起，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30多年努力，一个在近代以来遭受过深重苦难的国家迅速崛起，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所有这一切，首先都源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它的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党具有代表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这是它的强大生命力之第一能源和决定性因素。
(二)党具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什么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反对那种认为上了书就是对的，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我们党正确的思想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化表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
应当指出的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把握不是一劳永逸的，主观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实际工作中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一回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就是因为违背了这条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是完全背离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思想深入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对其作了规范表述。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个表述是科学的，直至十七大党章也坚持了这个精神。邓小平还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在理论上作了提升，他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面对世界发生的变化和我们国家进入新时期的新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路线的内涵，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将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动态表现形式，强调要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实事求是。此后，我们党反复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不言而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三)党具有既善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对人民、对民族的高度负责性
中国共产党既善于学习，但又独立思考，不搞教条化。中国共产党的90年正是一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断探索如何革命、建设和改革，以期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90年。党的探索之路充满荆棘，异常艰辛，既取得过披荆斩棘、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辉煌成就；也犯过严重错误，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这种代价是独立探索过程中必然的历史现象)，党的成长历程正是学习与独立探索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先后犯过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延安整风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也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汲取教训，将其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所以能直面错误，就是因为它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任的政党。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正确地总结了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真理来之不易，它是在与错误思想的交锋、在实践的锤炼中提炼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党先后犯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以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深刻总结。“决议”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这场内乱。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邓小平讲到这段历史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这个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说明党基于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修正错误，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使过去遭受的挫折由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的巨大进步得到了补偿。这正展现了党的强大生命力。
(四)党具有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的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是个善于学习的党。因为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外来的，而且建立政党从事革命斗争也不是本土政治，何况还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要掌握各种知识，有世界眼光，有历史学养。这都需要学习，既从书本中学，到国外考察学，更从实践中学。邓小平号召全党一定要善于重新学习，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学习的内容，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外，还要学经济、学科学技术、学管理。他特别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具有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空前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五)党具有着重思想建设的优良特性
着重党的思想建设，或者说思想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也是它的一大优点。思想建党的内容很丰富，它包括思想理论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思想作风建设，以及党性修养教育等。过去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将这个话用在党的自身建设来说，着重思想建党，同样是党的生命线。也可以说，这是党之魂建设。没有这个建设，那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
毛泽东说过：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些人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他们看来，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我以为，这段话的精神没有过时。那些贪腐分子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共产党的先进性怎么坚持？它的强大生命力怎么保持？着重思想建党，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一个重要保证。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是我们这样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之最大利益的先进性的奥妙所在。
(六)党具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
中国共产党既是先锋队组织，同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共同奋斗。它的先进性和群众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是统一的。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完全证明了这一“根本规律”。党创立后就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随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中国革命转入低潮。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浴血抗战八年，在近代中国取得了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此后，共产党组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当前，我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是空前未有的博大包容性。这种团结愈广泛，党的事业就愈兴旺，党的历史使命就愈能更好地实现，因而党就愈有生命力。这既是为过去的历史规律所证明了的，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
正是因为以上几点，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说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是说我们党的状况不存在任何问题，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党不仅面临着许多挑战，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只有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老百姓从内心感到满意。当然，解决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必须抓紧解决。否则，积重难返。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说得好：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要居安思危，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永葆党的先进性，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真诚地拥护。只要做到这一点，党就一定会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也是中华民族之由衷祝福。(石仲泉)
‘肆’ 如何创建学习型机关
学习型机关建设：意义、问题与基本原则
近年来，全国许多党政机关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机关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活动载体，从而使得党政机关在理论中心组学习这一传统学习载体之外，增添了许多既有丰富内容又有特色形式的学习活动载体，相应地，学习型机关建设的成效也更加显着。然而，冷静地考察各地的学习型机关建设，则不难发现，许多机关的学习型机关建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习目标虚空化、学习形式表面化、学习内容不消化等有违学习型机关建设初衷的现象。许多落马官员在总结自己违法违纪的原因时，总是提到他们很少参与单位的政治学习，或者是人在心不在，或者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所有这些都是对学习型机关建设中不良现象的注释和印证。有鉴于此，机关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深刻地认识和正确地把握学习型机关建设的意义、问题和基本原则，唯此方能更好地推进自身的学习型机关建设。
一、学习型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特定条件下，学习型机关建设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有助于提升机关干部素质。这是学习型机关建设最直接、最基本的积极效应。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的生产和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当今时代由此真正成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大至学习型社会，小至学习型组织等各类突出加强学习、注重更新知识的理念和潮流应运而生。学习型机关作为学习型组织的具体化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机关干部回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具体言之，那就是就职于各级各类党政机关的干部，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样有不断更新知识、实现学习持续化和受教育终身化的内在需要，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的挑战，进而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的发展。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讲，学习可谓当今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广大机关干部作为重要社会群体之一，这一权利和义务同样适用于他们。
第二，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有助于提高机关效能。尽管党政机关的具体职能各有不同，但都面临着提高工作效能的目标诉求，毕竟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的委托和授权，其履行职能的成本亦由广大人民群众所负担，同时，广大机关干部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履职成效最终也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和检验。而为了不断地提高工作效能，赢得更多人民群众的满意和好评，就必须加强对广大机关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换言之，必须大力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这一则是因为，在学习型机关建设过程中，广大机关干部可以直接习得和掌握许多更好的工作艺术和工作本领；更重要地在于，广大机关干部可以逐步树立新理念、拓宽其视野，进而使得他们探索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最终促进工作效能的提高；再就是，由于学习型机关建设往往也是广大机关干部共享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过程，亦即团体学习的过程，因而，建设学习型机关往往有助于机关干部集体变得更加明智和理性，进而促进机关整体工作效能的不断提高。
第三，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有助于改善党的作风。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1月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首要者便是“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走在前列，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转化为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能力。”故而，建设学习型机关，正是对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贯彻落实，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题中之义。近年来的一系列腐败案件也充分地表明了加强学习与改善党的作风两者之间的高度内在关联。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绝大多数身陷腐败的官员都表现出了政治理论学习无时间无心思但生活腐化有时间有热情的群体特征，其内在机理正在于：由于政治理论学习不重视，这些官员们信仰逐步丧失，拒腐防变的心理防线逐渐被攻破；由于政治理论学习不投入，他们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化，物欲日益膨胀。鉴于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与党员干部信仰丧失、生活腐化的反向相关，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也就成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四，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有助于体现和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由于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职于各级各类党政机关，因而学习型机关建设事实上也就成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环节。这一则是因为只有提高广大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文化、科技、法律等各方面素质，广大机关党员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先进分子，其先进性才是名副其实，进而才能为党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体现和保持先进性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则是因为只有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才能确保各级党组织不断地推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有深厚民意基础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才能始终维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才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不断地将他们引领前进。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40年代领导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讲，同样是一场学习型机关和学习型政党建设运动，也正因为这一运动将学习摆在重要地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员素质，促进了党的成熟，进而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显然，这一历史经验同样适用于当今的学习型机关建设。
二、学习型机关建设的突出问题
概括地说，我国学习型机关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业务工作，不重理论学习。这一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许多机关干部觉得业务工作是刚性任务，理论学习是弹性要求，理论学习帮不了业务工作，业务工作完成好坏才是个人业绩和升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学习态度不积极，常以业务工作忙为借口，放松乃至放弃学习。无疑，机关干部对学习不重视，源于其思想认识上的片面和错误，源于他们未充分认识到理论学习与业务工作的紧密相关。首先，绝大多数理论学习活动事实上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促进工作的方法论知识、工作艺术等，就像许多党政机关的法制讲座本身就是服务于工作需要一样；其次，理论学习可以帮助广大机关干部树立新理念、改变旧思想、开拓新视野，从而探索新思路、创造新方法；再次，理论学习常常可以帮助人们改变价值观、提升人生追求境界，进而使人心胸更开阔、人生态度更积极，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机关干部的业务工作。
第二，重形式，不重实质。部分领导干部形式主义作风严重，对待学习型机关建设也不例外：他们或者只知给别人上课，从不愿受别人教育；或者是虽参加机关学习活动，但人在心不在，左耳进右耳出；或者是开头亮个相，中途做逃兵；更有甚者，则是干脆对形式也不重视，始终游离于学习活动之外。部分机关干部在学习型机关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表现，其根本原因往往在于其思想认识有问题，或者是对学习型机关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或者是信仰已丧失、价值观已改变，因而对任何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毫无兴趣乃至反感排斥。当然，有关学习型机关建设的考核监督制度的缺位也是这一问题的重要成因。
第三，领导干部学习机会多，普通干部学习机会少。相比较而言，在同一机关之中，领导干部拥有的学习机会明显多于普通干部，这主要是因为，按照有关规定，领导干部往往要参加种类更多、时间更长的培训和学习活动，例如，许多地方的党委中心组学习，各直属部门领导一般都必须参加，而广大普通干部则不参加，等等。面向领导干部的学习机会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的履职要求高、肩负责任大、学习更迫切的回应，但毕竟也导致了许多普通干部不能获得更多学习机会、吸收更多知识和理论的结果，从而对机关干部素质的整体提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计划布置多，考核落实少。许多机关单位之所以出现学习型机关建设进展不大、成效不显的状况，往往是由于这些机关在学习型机关建设中，只重视计划布置，忽视考核落实，计划布置远多于考核落实。在这些机关，学习型机关建设往往是文件发发、会上说说，印在纸上和挂在嘴上多，落在实际行动少。有的机关则是压根儿只想玩文字游戏，以造假糊弄上级，对付检查。
三、学习型机关建设的基本原则
基于学习型机关建设的目标诉求以及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在学习型机关建设过程中，尤其要坚持和把握如下原则，以期更好地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
原则之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要求机关组织各类政治理论学习活动，应以促进工作作为其重要目标；在学习培训活动中，应以生动的社会实践来解释和印证理论，避免空洞说教；在课堂理论学习之余，还应辅以丰富的社会实践（如调查和考察等），以提高学习效果。
原则之二：理念与技能相结合。这一原则要求在学习型建设过程中，任何学习活动的目标定位或内容安排，都应兼顾理念与技能两个方面。技能因能直接促进工作，故而为党员干部所需要、所欢迎。理念同样值得重视，因为理念（思想）决定思路和方法，进而决定出路和结局。许多工作方法的创新源于理念的创新和思想的解放，故理念与技能两者不可偏废。
原则之三：全体参与原则。亦即要求在学习型机关建设过程中，不仅普通党员要参与，领导干部更应率先垂范；不仅党员干部应该参与，非党员干部乃至就职于机关的临时工也应参与。非党员干部和临时工，无论考虑到他们作为社会成员拥有学习这一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现实，还是考虑到他们做好本职工作、服务机关工作全局的需要，他们都应参与机关单位组织的学习活动，何况有些临时工本身也是党员，就近学习、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教育活动，也是党员民主权利的应有之义。
原则之四：多元途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学习型机关建设过程中，应尽量实现学习手段的多样化，例如，学习活动不仅可以有理论讲座、专题报告的形式，还可根据内容需要和实际情况，采取研讨会、读书会和电教片播放等其他形式。
原则之五：制度保障原则。亦即要求在学习型机关建设过程中，应始终重视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防学习型机关建设因领导干部调整和成员变化而停顿或减弱，避免因为领导干部的注意力改变和认识水平问题而对学习型机关建设产生的干扰和破坏，确保学习型机关建设的持续推进。具体如：建立日常性的签到制度，以及学习成绩与评先评优挂钩的激励约束制度等。
科学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
建设学习型机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机关干部素质、增强科学发展意识的一项重要举措。提高创建活动成效，必须准确把握三方面内涵，牢固树立三种理念，科学处理好三种关系，创造性地推进学习型机关创建工作。
准确把握三方面内涵
一是准确把握学习型机关创建活动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把建设学习型机关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积极投身于学习型机关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中，激发学习热情，搭建学习平台，努力形成人人重视学习，人人努力学习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机关真正成为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和廉洁型的新型机关。
二是准确把握学习型机关的基本内涵。建设学习型机关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机关建设的根本要求，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组织学习，提高机关的整体效能。通过创新学习载体，深化学习内容，拓展学习范围，不断提高机关干部的综合素质、创新创优能力和机关整体绩效，更好地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
三是准确把握学习型机关的基本特征。学习型机关具有较强的学习力、创新力和凝聚力。学习力是反映机关整体的学习能力和水平，创新力是创建学习型机关的根本目的，凝聚力是通过共同学习，实现和衷共济，提高绩效。因此，创建学习型机关不是仅靠发个文件、抓几次学习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情，更要重视培养机关干部的学习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牢固树立三种理念
一是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创建学习型机关就是让机关所有干部职工树立学习为本、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中，做到干着今天的工作，想着明天的事业，学着后天的本领。通过不断创新载体，构建长效机制，在机关中形成一种人人追求学习、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良好氛围。
二是树立全员学习理念。学习型机关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机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创造力和整体绩效。通过不断健全学习保障、激励考核机制，进一步改进干部的选用标准，创新领导和工作方式，激发全员学习动力，形成有利于崇尚求知、创新、奋发进取的良好氛围，使每个干部职工都成为学习型干部、学习型职工，努力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建业。
三是树立全程学习理念。坚持把学习贯穿于机关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及时把学习中获取的各类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领域，转化为工作创新的思路、措施和成果，推进学习成果的工作化进程，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通过知识和工作互动进一步检验学习的成果，使学习成果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升华，实现学习、工作、服务“三位一体”，达到在学中干、干中学，实现学习工作“两促进”。
科学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团体学习与个人学习的关系。学习型机关的标志是所有成员都能积极投入到学习中去，在单位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能学有所获所悟所得。在创建活动中，必须把强化团体学习、增强团体学习效果作为重点，更加强调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更加重视提高团队的总体竞争能力。
二是处理好长期学习与短期学习的关系。创建学习型机关是一项长期系统工作，并非有时间和任务要求的短期行为。因此，必须科学处理好长期学习与短期学习的关系，既要有科学的长远规划，又有可行的短期目标，既有围绕具体工作的专项学习，又有着眼长远的系统学习，做到远近结合，梯次布局，整体推进，全面提高。
三是处理好业务学习与综合学习的关系。建设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复合型干部队伍是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在学习型机关创建活动中，必须既注重本单位、本岗位业务知识的学习，又要积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拓宽知识面，全力打造复合型综合性人才。
‘伍’ 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整风内容
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中共党史着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志，符合历史事实，但事情又远不是这样简单。首先，领导地位和领袖地位不完全一样，历史资料显示，用“领袖”一词来称呼毛泽东是到1940年以后才出现在延安的报刊杂志上。该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其中说到毛泽东是“公认的领袖”，但在前面加了“在党的工作中”的限制词。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对我党当代政策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了，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昭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讲，坚守思想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至为重要。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需要高度重视与警惕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面对着长期执政和对外开放的新的复杂环境，能不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和始终不渝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及其反动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侵蚀；能不能够彻底地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的伎俩实现其破坏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历“文革”动乱，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后，我国知识界一些所谓“资深学者”和“着名经济学家”，他们纷纷着书立说，带头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抹黑风”、“栽赃风”和“翻案风”，充当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和“急先锋”。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随心所欲地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百般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实践；竭力鼓吹在我国实行私有化，千方百计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颠倒黑白地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林彪等人翻案，在党内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回头想一想：苏联是怎么垮台的？不就是因为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苏联的知识界带头刮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丑化苏联光荣历史的狂风恶浪，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从而在短短30多年时间内，就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惨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
延安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树立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过好“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三大“关口”。“战争关”和“土改关”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关”是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头脑中树立了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同志，才能过好这三个“关口”。所以，彻底改造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任务。当我们党和革命在前进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难和遭到严重挫折，尤其当发生如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有些人便会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彷徨、动摇和分化。在此形势下，其中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也会有少数人依然顽固坚持其旧有的立场，而与党分道扬镳。[3]
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是一辈子都要坚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必须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风运动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必须代代相传，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使之永远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
其他信息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行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由此，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指导和推动了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
1943年下半年，毛泽东又领导纠正了延安审查干部运动中反 特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10开始，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提高阶段，即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的阶段。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 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陆’ 语文是语言文学的缩写
“语文就是语言”
——重温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含义的论述
扬州大学文学院 徐林祥
1949年，叶圣陶先生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建议把旧有的“国语”和“国文”一律更名为“语文”，从此开始了“语文”一词广为使用的新时代。
“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其基本内容包括听、说、读、写的训练。叶圣陶说：“‘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1]
“语文”既作为课程名称，又作为教材名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语文”命名的教材。这套教材的《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2]
无论是以“语文”作为课程名称，还是以“语文”作为教材名称，其基本思想似乎都可以明确表述为：“语文”即“语言”，包括“口头语言”（语）和“书面语言”（文）。叶圣陶解释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3]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学科的命名及其解说，曾得到语文教育界的普遍认同。吕叔湘先生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为题的讲话中说：“解放初期有一个出版总署，底下有一个编审局，就是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主要任务是编教科书。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语文这门课，是老办法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好呢，还是想法统一起来？当时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就叫它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4]张志公先生在1979年5月写的《说“语文”》一文中也说：“一九四九年六月，全国大陆已经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关于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当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国语’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作‘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5]
在“语文”作为课程教材名称使用的过程中，对“语文”含义，除了“语文就是语言”之外，还有“语言文章”、“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等几种不同的解说。
针对这些解说，叶圣陶先生多次指出：“‘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6]“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唯‘文’字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语文”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语言和文字”，一是“语言和文学”。该词典在解释“语言”一词时称：“‘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8]这就是说：“语言文字”专指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吕叔湘认为：“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字，也就是说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另一种也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为语言文学。”[9]吕叔湘先生这里虽然也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字”，但仍然是指“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
可见，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已经包容了“语言文章”（“文章”为书面语言）、“语言文字”（“文字”为书面语言的符号）、“语言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含义。
既然语文教育中的“语文”应理解为“语言”，那么为什么这门课程不叫“语言”而称“语文”呢？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有时仅指口头语言，叫做“语文”，是为了强调这门课程不但包含口头“语”，而且包含书面“文”。1980年7月14日，叶圣陶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解释说：“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10]
我们理解:“语文”，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指的是祖国语言的教育，即作为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汉语言的教育。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语言内容的理解；既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习。[11]正如钟启泉先生所指出的：“语文学科就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侧面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12]王宁先生则从语文教师的角度指出：“语文教师应当通过语文教学养成学生从语料中发现语言现象、概括语言规律的锐敏性、兴趣和习惯；教给他们贮存语言材料的正确、有效方法，促使他们通过自学的积累，逐渐丰富自己的语言；让他们在获得新知识的实践过程中，训练他们把已加工成熟的思想用最得体、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最后，还要以语言为桥梁，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意识、创造思维意识和文化修养意识。”[13]
近几年来，在关于“语文”含义的讨论中，又有三种新的解说：“言语”说、“文学”说、“文化”说。
有学者认为：“‘语文’指的是汉言语，语文教育是我们母语汉语的言语教育。”[14]笔者以为，这一观点缩小了语文的外延。语文学习，既包括言语的学习，也包括狭义的语言的学习。虽然作为母语课程内容的语言系统及规则，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自发的经验和认知多少获得一些，但这些毕竟是零碎的，与在学校教育的情境中通过较高级的思维活动系统地学习是不能相比的。学校开设语文课程之所以有必要，即在于可以使母语的学习和掌握，由自发的、偏重感性经验的、少慢差费的暗中摸索，走向自觉的、偏重科学理性的、多快好省的明中探讨，这其中便包括语言系统及规则的学习。
也有学者认为，语文就是文学，语文教育就是文学教育。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同样把语文的所指缩小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方面，作为一门艺术，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相比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语文教育无疑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另一方面，作为学习语言的语料，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性质又是相同的。语文学习既然包含语言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学习，就已经包含了作为语言的成品的文学作品与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学习，文学教育就已经是语文教育的应有之义了。而以文学来解说语文，将政治论文、科普读物、以及其他实用文章的读写排除在语文之外，则显然是不妥的。
还有学者认为：“从语文的本体来看……语文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语文的‘底座’，语文与文化血肉同构，语文就是文化。”[15]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又将语文泛化了。文化是什么？“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6]显而易见，语文只能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包括语文在内，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是人类文化的体现，学习各门课程都是学文化。说“语文就是文化”固然没错，却不能揭示语文学科的个性特征。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含义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语文学科的性质和语文教育的目标，推动当今语文教学的改革和发展，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简介：徐林祥，男，1956年生，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美学史与美育史研究。
注释：
[1]叶圣陶：《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大意》，《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
[3]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见中华函授学校编《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一），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
[4]吕叔湘：《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吕叔湘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5]张志公：《说“语文”》，《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6]叶圣陶：《答孙文才》1960年1月21日，《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7]叶圣陶：《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叶圣陶集》第2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39页。
[9]吕叔湘：《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吕叔湘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0]叶圣陶：《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叶圣陶集》第1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11]参见徐林祥、屠锦红：《语文：一体三维》，《中学语文》2005年第10期。
[12]钟启泉：《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丛书?序》，《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3]王宁：《汉语语言学与语文教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4]余应源：《语文“姓”什么？》，《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3期。
[15]曹明海：《语文：文化的构成》，《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4年第7－8期。
[16]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2页。
‘柒’ 求一位诗歌朗诵界元老级人物姓名。
你应该找的是北京市特级教师王树声：
(图)
王树声，男，1928年出生。北京市地理特级教师。北京师大、首都师大及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地理系，长期在北京师大附中任教，致力于地理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工作。并参加教育部新高中地理教学大纲的制定、修订与新教材的编写工作。着有：《中学地理教材教法》、《特级教师导学丛书》、《特级教师谈学习策略》、《地理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讲台三尺写春秋——全国着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教海求索五十年——我的地理教学实践与思考》等十余部着作。
发表过《谈地理教学中的思维训练》、《论地理知识的跨度》等多篇论文，并于1998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地理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明日的中学地理教师及其培养途径》论文。
曾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主讲《中学地理教学法》等。为北京教育学院、北师大等讲授《地理教学论》等课程。
作为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研究课题)《地理课程标准》课题组负责人，参与教育部新《高中地理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及《九年义务教育地理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
曾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曾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过"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被评为全国电视专栏节目优秀主持人)“国情知识竞赛”等。在教育电视台主讲过“高中地理”、“中师地理”、“中学地理教学法”、“自然科学基础——地理”、“地理疑难问题解析”等180余讲。近年来从事综合能力测试的理论与命题研究，多次应邀赴全国各地讲学，并出版有关高考复习讲座的多种光盘。
而另一名王树声确为中国开国将军，其简介：
王树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1905年生，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改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他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在率领太行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5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为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
‘捌’ 陈波儿的陈波儿
陈波儿（1910～1951），原名陈舜华、陈佐芬，广东潮州市潮安人。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委。1929年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在学期间参加了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和左翼剧联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主演了《街头人》、《梁上君子》、《炭坑夫》等。
陈波儿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监控，被迫避居香港。1934年返沪，入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处女作《青春线》，不久，转入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与袁牧之共同主演主演《桃李劫》而蜚声影坛。后《桃李劫》获得好评。
1936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二厂再度与袁牧之主演了《生死同心》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明形象，又获好评。同时，还发表了小说和多篇文章，被誉为“女明星作家”。
1937年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陈波儿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着名抗日剧目《保卫卢沟桥》的首演。曾组织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赴绥远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
1938年到达延安，从事戏剧、电影的创作和组织工作。
抗战时期，她组织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劳团，前往绥远抗日前线作慰问演出，并参加了抗战影片《八百壮士》的演出。
1940年至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导演了反法西斯名剧《马门教授》。参加编导了舞台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筹划组织了《保卫延安》等文献纪录片素材的拍摄；参与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的创作。1946年她受派前往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任“东影”中共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
1947年主持拍摄了《民主东北》17辑，其中收辑了由她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并领导摄制了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建国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
1949年秋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中国即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
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
1951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去世。 陈波儿，1910年出生于广东海阳县（现潮安县）庵端口镇，家境较为殷实，父亲陈湘波是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经常往来于南洋潮州侨胞聚居的地方。陈波儿的出生，令陈湘波喜出望外，因为长子、长女均不幸夭折，陈波儿出生前只剩下一个小儿子。
陈波儿原名陈舜华，这个名字是按照宗谱顺序取的，至于“波儿”则是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自取的艺名。有人说，“波儿”这个名字是取自“布尔什维克”中“布尔”的谐音，以表示她的革命倾向。但事实上，她是尊重父亲陈湘波，才取名为“波儿”。
在父亲那里，幼时的陈波儿被视为掌上明珠，但因为她的生母是侧房太太，经常受到祖母和正房的责骂，所以陈波儿骨子里的反叛精神，早在其幼年时就已经扎下了根。
陈波儿7岁求学厦门，少年、青年时曾游学香港、上海，并东渡日本，肄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艺术大学。陈波儿的这些大胆举动，与其二哥陈述猷经常给她讲述一些带有思想启蒙意味的故事有很大关系。所以当她看到女兵英姿飒爽的样子时，就动员街坊学堂中的小姐妹一起剪掉大辫子，当时女孩子剪掉辫子被看作是伤风败俗、败坏门风的事情，可陈波儿就这样顶着个“革命头”离家求学去了。 1928年，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改名为陈波儿，经常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随后参加党组织外围活动。1929年秋，陈波儿参加党领导成立的革命剧社“上海艺术剧社”，在公演外国进步名剧《炭坑夫》、《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中担任主角，后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受通缉而避居香港。
她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9年开始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同以鲁迅为首的志士仁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后，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生死同心》。1937年率领上海妇女慰问团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军队，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跟随宋庆龄等人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斗争。
1934年至1938年，陈波儿先后在上海明星、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影片。期间，她追随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致力于爱国活动并先后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党的领导下，与史良、沈兹九等人率先成立全国最早抗亡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救亡演出队。她率领上海妇女前线慰劳团赴归绥、百灵庙、平地泉慰问抗日前线战士；同时编导、演出多部话剧。1937年8月，她在南京由李克农、叶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年底，陈波儿从武汉来到延安。不久，她率“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离延安，渡黄河入晋察冀边区，又经山西、河北、河南、陕西，深入根据地；开展抗日民主戏剧演出活动。1940年，她率团抵重庆，广泛宣传八路军在战区及敌后抗敌及生活情况。这一行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千辛万苦，历尽磨难，深入调查宣传群众，取得巨大胜利。
1940年，陈波儿率团返回延安，任职于中央马列学院文艺研究室，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等反法西斯名剧。
1942年，陈波儿调入中央党校，她参加5月23日党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并与主席一起合影，她决心在艺术实践中贯彻会议精神。这一年，她与姚仲明合编合导了多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成为整风的辅导教材，演出反应极为强列。1943年12月，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特意观了话剧，应周副主席之邀，陈波儿及姚仲明到周副主席的住处聆听指示，周副主席关心抱病坚持工作的陈波儿，并鼓励她导演更好的戏。
1944年11月陈波儿被评为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马列学院模范工作者、中央党校模范党员。随后，陈波儿相继调往重庆、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创作了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
1946年，陈波儿到黑龙江的鹤岗，着手主持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工作，担任该厂党总支书记和艺术指导。从这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她创作的电影剧本和辅导、监制的电影有《桥》、《中华儿女》、《钢铁战士》、《赵一曼》、《无形战线》、《白毛女》、《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
1949年，陈波儿先后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9年底陈波儿奉命调到北京，担任了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1950年由她直接领导并提出编创建议，完成了26部国产影片。这些影片的问世和在国内外的放映，给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新中国电影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这是她丰富的经验、实干精神和领导者的才能与气魄结出的硕果。电影局在陈波儿的领导下，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是现在北京电影学院前身)，陈波儿任所长，王逸任副所长。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1950年7月，在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一所三进的大院里。经过紧张的筹备后，1950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陈波儿建立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陈波儿的办学步骤是极其认真严肃、思考周全的，首先是筹备组的组成人员配制得当，二是从招生到教师聘任、教学安排也都十分明确细致，虽是初创阶段，但实施过程都有条不紊。当时参加筹备组的谢铁骊、王庚尧、巴鸿三人各有所长。谢铁骊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了l0年，编导演方面都有经验，又做过戏剧教员，巴鸿在华南和香港长期从事戏剧和电影工作，王庚尧在北京生活多年，风土人情熟悉。在随后逐步建立的教师队伍中，她先动员邀请了田汉、曹禺、阳翰笙都很赏识的演员唐远之、成功演过《赵一曼》的石联星等来任教，分配学过声乐的吴青主管语言课教学，又把有艺术组织能力的孙月枝、董克娜调来任辅导员等，形成一整套教学、行政、思想生活管理的班子。
陈波儿在组织教学中请了大量专家和学者来讲习所授课。据学员印质明回忆：来讲课的课客座教授有：讲《社会发展史》斐文中，讲《政治经济学》的金克木，讲《民间文学》的老舍，讲《电影特性》的史东山、蔡楚生，讲《乐理》的何世德，讲《作曲》的郑律成，讲《声乐》的盛家仑，讲《民间舞蹈》的吴晓邦，讲《体育修养》的马约翰，讲《吐字归音》的魏喜奎等。
1951年11月9日，陈波儿在上海与编、导、演、创作人员座谈作讲座时心脏病突发，经同济医院抢救无效，翌日逝世。13日，北京举行了追悼陈波儿大会，陈波儿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玖’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和区别
一些同学经常问到：新闻学和传播学有什么区别？这里找到一篇张骏德教授的文章，尽管本文发表日期较早，但大家还是不妨参考一下——
新闻学曾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之一，而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以后，与新闻学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国的情况又有些特殊，无产阶级新闻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形成的。1956年以后西方传播学陆续传入中国，给中国新闻学带来了冲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学对中国的新闻改革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改革动力。目前，中国的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与中国的新闻学互相交融，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与区别
在研究本课题之前，有必要把传播学与新闻学的概念弄清楚。
传播学是一门以“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①而社会传播包括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类型。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信息和新闻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新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作用的科学。②它包括了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历史新闻学以及边缘性新闻学等。
传播学产生于美国，比较科学的说法应为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独立的学科；而美国的新闻学早在19世纪末就已完善。传播学在20世纪中叶形成新的学科，正是适应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并扩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息传播的规律与传播效果，而新兴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又为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正是上述多种学科的交*与发展，导致了传播学的建立。③可以说，上述这些学科都是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学科，新闻学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学科。而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其它学科、包括新闻学的发展。例如在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方面，增加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课程与传播效果、受众调查等研究课题，并引进了传播学的定量分析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与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重点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论和知识也不同，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与渗透的。
在1996年5月上旬，《新闻大学》编辑部曾邀请复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李良荣教授认为：新闻学理论对传播学理论的构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一旦构成，传播学与新闻学产生了巨大的区别：④
1. 二者的研究领域不同。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报纸的四大块——新闻、评论、广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二块。广告研究近几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于电视，只研究其新闻部分，60%以上的娱乐节目不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广播亦然。而大众传播学对6大媒介的全部内容都研究，领域要开阔得多；
2. 二者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媒介内部的规律，而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即效果研究，这部分约占70%；
3. 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以逻辑推理为主，以某个理论为依据，推导出很多理论，属于直观式研究。至于大众传播学，我们对批判学派介绍很多，因为我们的思路、方法与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问题、阴暗面。但不能因而误以为批判学派占有主导地位。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是实证学派，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批判学派。
4. 二者的学科背景不同。大众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很多，涉及的学科广泛，如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流派繁多，观点庞杂。可以说哲学有多少流派，大众传播学就有多少流派。相对而言，新闻学的学科背景比较单一。这是不利于它发展的一个因素。
在那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形成了共识：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渗透，共同发展。
二、对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认识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部分是党报理论，有关党性、真实性、思想指导性、战斗性、群众性等原则都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的，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好传统。这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与原则至今仍是我们办报（台）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方法。问题是要不要引进、能不能引进西方的传播学，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斗争实际上一直不断：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译丛》就已开始翻译、介绍传播学原理与知识。可惜不久的反右斗争，使这种翻译、介绍中断。
70年代初，复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研究资料》又翻译、介绍传播学。随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与美国着名传播学学者宣伟伯相继到复旦新闻系作传播学讲座。传播学开始在我国流传。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种认为西方传播学是“精神污染”、“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潮泛滥，对传播学的研究又进入低谷。以《新闻大学》杂志（季刊）发表传播学论文的数据为例，从1981年创刊至1987年间，14期共发有关论文16篇；而1988至1992年间，20期只发有关论文4篇；1993年至2000年间，32期共发有关论文64篇。显示了中间的低谷现象。
直到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一起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以后，上述这种思潮才开始消退，但还继续存在。
三、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与作用
那么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起了什么影响与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
首先是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政策、舆论监督，沟通情况、传授知识、文化娱乐等多种作用。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广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次是受众观念与传播效果理念。新闻要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新闻只有为受众接受，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受众不需要的新闻，没有存在的价值，实际上不是新闻。办报办台，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的受众——读者、听众、观众。新闻要努力加强与群众的贴近性、可读性、趣味性。这些先进理念推动了报纸改版与电台电视台栏目改革。
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播模式、包括信息反馈机制的引进，都对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开拓性的推动力。
这些观念、理念、模式、方法不仅没有与我们传统的办报办台理论与原则发生冲突，而且相融、相补充，其中一些受众调查与传播效果研究的方法还成为我们改进新闻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
传播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把关人”学说、媒介研究、社会功能理论、传播符号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众研究等，都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思路与课题。传播学反过来成为新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
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广泛，涵盖新闻、信息、宣传、广告、公关、文化、娱乐等各种传播现象，并与经济、政治、文化、宣传、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交*；研究方法多样，综合采用了思辨、实证、定量、定性等各种有效方法；研究意义重大，适应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网络时代、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传播学理论与知识，已是全球信息化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必需。本文结尾不妨讲一个故事，活跃一下大家的思路：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据媒介报道：⑤某大学教授为推广魔芋种植，帮农民脱贫，数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独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户宣传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干部宴请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东道主若不收这钱，他就不吃……他常年离别妻女，离别大学讲坛，带走多年的工资积蓄，常年流浪在穷乡僻壤。风霜雨雪磨砺着他那早已皮包骨头的凄惨病容。不戴眼镜，他像要饭的盲流；戴上眼镜，他像混饭的骗子。任凭他出示盖上公章的介绍信，很多村民还是拒绝接待他。何况教授不在大学好好教书，拄着打狗棒，到处探头探脑，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钱财失，只好沿途乞讨。最后腿被蛇咬，教授差点死在破庙中。
这个教授似苦行僧，是书呆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信息传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众传播的道理，先出书，或在报上、电视节目中亮相，讲解他的魔芋脱贫效果，情况就大不一样；如果他懂得组织传播的道理，依靠当地党政领导，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科研成果，情况也较好；如果他懂得公共关系与人际传播的道理与方法，横向联系各路投资者与志同道合者，组建一个魔芋开发公司，再来一个典范示范，面上开花结果，就像袁隆平种高产杂交水稻那样，那这位教授可能早就成为知识经济的带头人了。可惜，他什么好办法也没采用，还是用小生产的那一套，当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可见，传播学成为基础学科，决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应在中国“本土化”，进一步普及，从书斋与课堂上解放出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传播学的道理解决中国信息传播中的种种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的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