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明朝、清朝皇子是如何培养的
明朝对皇子的培养相当看重,是请当朝有名的儒士教育的。皇子一般都是在深宫长大,到了成年15岁左右,就必须去外省的府邸做王爷。皇太子可以继续在东宫生活。但由于皇帝对皇妃、皇子的宠爱程度有不同,这种教育制圌度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为皇帝喜爱的皇子、皇太子往往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清朝的皇子教育充分认识到明朝的不足,有专门的宗人府执行,皇子每天5点左右就要起床去书房读书,还要学习骑马射箭等满清赖以起家的武功,可以说是非常辛苦,这种教育是非常辛苦的。
这种皇子的教育制圌度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乃至灭圌亡之后直至末圌代圌皇圌帝,所以这种皇子教育制圌度就成了小皇帝教育制圌度。清朝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圌度,使清廷的皇帝大都勤政,没有明显的昏圌庸之辈。就算是能力差,也不会让皇权旁落。
清代是为了防止出现外戚干政、太后专圌权的等现象,因为清代是继承制圌度和别的朝代不同,他们是择贤而立。哪个皇子能力强,就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者,所以每个皇子都可能有这个机会(只要你自己努力)。
② 朱元璋是如何教育皇子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教育皇子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严师出高出,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珍惜学习的机会。朱元璋作为我国历史上乞丐出身的皇帝,首先他自身的治国能力十分地强,其次他也拥有着具有特色的教子之道。可以肯定是朱元璋是一位好皇帝,他能够带领着国家向前发展;同时也可以肯定朱元璋是一位好父亲,他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要知道,历史上的朱元璋是乞丐出身,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才得以实现了如今的成功。正是因为朱元璋懂得生活的来自不易,所以他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珍惜现有的学习机会,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子就过着奢侈浪费,碌碌无为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只要现实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他几乎都能因此去启发自己的儿子们。
③ 古代君王是怎么被传授性教育的呢
古代的皇子一般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要开学进行性教育启蒙了,主要是由一些宫女来负责教育他们。
清朝的时候就有规定,在皇子即将大婚的时候,给皇子选八个年龄比较大的宫女,让他们去教育皇子床帏之事,而且这些教育皇子的宫女以后就不需要再做一些粗活了,并且每月还有俸禄。
这个佛堂的墙壁上面还刻了很多春宫图,据说这些春宫图都刻的栩栩如生,每个皇子在大婚之前,就会进这个佛堂里拜佛几天,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床帏之事,要不然洞房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就是太尴尬了吗。
④ 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教育儿子的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公元649年7月10日),生于武功之别馆(今陕西武功),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老实说,皇帝是龙种,自有他不同凡夫俗子的一面,但皇帝他首先也是人,也食人间烟火,也会和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也面临抚养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所以说皇帝也是有烦恼的,而且是更多政治道义和责任的那种
那么皇帝是如何育儿的呢?我们还是用成功皇帝李世民来说事吧,看他如何育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贞观17年(公元643年)4月,太子李承乾可能是做皇帝接班人太久了,却只是接班人而已,看着自己的老爸威风八面谁都对他俯首帖耳的样子,既羡慕又妒忌,口水不断地流,我何时才能有这样的威势呢?于是便有了想法,于是越想心理越不平衡,越想越感到吃亏,虽然也可以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明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最大的傀儡而已,父亲的那帮老狐狸跟班一定在暗中笑自己不下一万次了,也不知这老不死几时才被阎王召去,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造了李世民的反,这当然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最后被李世民废为庶人,也就是开除了皇家子弟的籍位,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登报脱离父子关系什么的,但政治杀伤力更大,脱离父子关系未必剥夺政治权利,但开除了皇家籍也顺便保证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悲惨局面。所以说年轻气盛比较容易冲动,你老子当皇帝你都不爽,那还指望你会忠于谁
唉!古人说,忍得一时之气,免顾百日之忧,忍一时风平浪静,承乾同学你太意气用事太匹夫之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呵,你阅人无数的伟大父亲把你的名字起错了,亏你还号称李世民最聪颖彪悍的皇子,于是要你一定稳重端正好承受干坤,最终你还是经受不起权力的诱惑而和父亲玩“猫腻”,恃才傲物终于利令智昏啊
从此,伟大领袖李世民重新审视领袖资格问题,是要那种聪明但不听话的呢还是用比较软弱无主张却听话的呢?这个确实困扰领袖多时,因为这两种人都有其致命弱点,但经过李承乾这个要“造反有理”的太子一闹之后,他终于痛下决心立李治这个在弱肉强食的残酷政治斗争中显然不太适应有点软弱的儿子为太子,虽然他知道在政治斗争中软弱有妇人之仁其实就是给政敌打败的机会。
所以后来他亲自否定了自己曾内定的最博学的皇子李泰和能文能武的皇子李恪为太子,而最终确定了最善良柔弱最不适合做皇帝的第九子李治做皇帝接班人。这个有点搞笑了吧,反正聪明如李世民都不免要做出点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来,身不由己呀。
这世界有时候你是如何想也想不通的,明明是不合适的事情你居然只能干下去,没有选择余地,是悲是喜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估计很多政治上的违心事也就是在此种情形下发生的了。
当有他的母亲长孙皇后一样善良的心的李治做太子之后,李世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训练他做一个合格的最高领导人,一生辗转官场的李世民知道这是一个驱虎吞狼弱肉强食的斗兽场,稍有不慎便会被对手当点心吃掉,于是政治启蒙成了当务之急。皇帝的家教也终于要开始了,育儿经便堂而之出笼了。
当然你别以为皇帝的育儿经就怎样的牛B和不同凡响。其实他和常人的教子之法也差不多,虽然也不至于是“棍棒政策”那么低端,以为棍棒高压之下有孝子,不过李世民最常用的方法也就是严加管教(甚至也像常人一样??拢???衔?杂谧畛璋?乃淖永钐┦翘??于溺爱最后也步其同母哥哥承乾后尘因争皇位而被贬。
于是,对于李治的言传身教就正式开始了,因为李治也是李世民一手带大的(像早夭的晋阳公主李明达一样)。
吃饭的时候,李世民便喋喋不休地对李治说:“农民伯伯种地插秧,春播秋收,流了多少汗水丢了多少斤肉,才能迎来五谷丰登的季节。我们做为管理者,就应该爱惜民力,不夺农时,让他们减轻徭役负担,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才能使他们安心劳作,不误农时,我们也才能使国库充盈,有一口饭吃呀,你以为粮食是从口袋里生出来的呀!”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李治说。大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韵味,嘿嘿,多么伟大的中央“三农政策”呀!
当李世民和李治骑马兜风的时候,李世民又不失时机地对他说:“我们骑马的时候总是喜欢跃马扬鞭恨不得一日看尽长安花才过瘾,其实骑马也是有学问的,马和人一样也有力歇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它,它也是有感觉的动物,不要往死里使唤它,让它累死,你才能有马骑,让它为你效劳,节省体力,办成大事,这和使唤民众一样,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做杀鸡取卵的笨事,不然就得不偿失。”呀,多么形像的类比,善于用身边的小事以及从生活琐事切入,以小博大,非常贴切。这个与另一伟大育儿家刘备教导傻瓜儿子阿斗“不要恶小而为之,不要善小而不为”如出一辙,收到异曲同工之妙也。
以下这条便是李世民最伟大的育儿经,也是他的最上口的口头禅之一。
当李世民带李治乘船出游时,又趁热打铁对他说:“我们坐船出游当然十分舒服了,因为水的推力,船能荡荡悠悠地写意行在河上,看两岸优美风景和好的故事,这舟就好比君主,而水就是民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是要从我的身上接下革命重担的人君,一定要处理好水和舟的关系,搞好军民鱼水情啊,不然将会被无情的大水所吞没,你难道不对水有一点敬畏之心吗?”唉,多好的革命航船掌舵人,大海航行靠舵手啊,李世民,你是一个合格的掌舵人,水当然不会推翻你,让你阴沟翻船,还乐意把你送到成功的彼岸,成就你的千古威名呢,因为老百姓也从中得益呀!
呵呵,这龙种李世民也是非常够气呀,肺活量一定十分强劲,这难道不是幼儿园老师式的手把手亲子教育吗?日理万机的他居然能抽出时间来这样地示范教育,可见李世民也是一位相当重视教育的明君。
有一次,李世民和李治出外公干回来,由于天气太热,晚饭后李治跑到大树底下纳凉(那时候好像还没发明风扇)。正好李世民见到,于是又着手对太子进行政治教育。
“子,过来,你知道很多大树都不是十分笔直的,大都是旁斜横逸,除了少数白杨树之外。但弯曲的树干经过木工的墨斗折曲取直之后,就可以锯直并加工成非常有用的木板了。同样地,很多人君由于大权独揽,所以歪理特别多,生生把自己也扭曲了(病梅馆记的真人版),不过如果能接受有效的监督,认真听取正确的谏言(他老人家就被魏征谏得七窍生烟也乐之不疲),这就好比曲木接受直锯一样,成为有用之人,那么就离圣明天子不远了。”李世民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教训起人来也是一套套的,有论点,还善于用贴切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比喻也用得非常恰当,十分得心应手,可谓是信手拈来句句在理,你不得不服他是有点神了吧?
李世民的三子李恪聪颖非常,有他父亲的风范,能文能武,深得父亲的宠爱,李世民总是在其他大臣面前表扬李恪像他一样英武,大有虎父无犬子的得意,但也使他滋长了骄奢淫逸的情绪。贞观11年冬,调任安州都督的他频繁外出射猎,使安州百姓的禾稼遭受了很大损失。李世民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免去李恪官职,李恪免职回京后,李世民又找李恪单独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子,将如之何???”意思是说,父亲疼爱儿子,那是人之常情,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当儿子的能忠孝两全,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是举双手欢迎啊。但如果不听教,置礼法于不顾,必然遭受杀身之祸,父亲再疼爱也是爱莫能助啊。想当年,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而燕王刘旦不服,大闹一番,霍光不得已便杀了他,你千万不要学刘旦啊,不然就和他的下场一样身首异处(这个果然后来长孙无忌杀了他,那时候李世民想立他为太子时曾对长孙无忌说李恪会把你当亲舅来侍候的,长孙无忌丫的却用大刑侍候他,气得李恪临死时咒长孙无忌全家幸福,这倒有点应验,虽然不是死光光,但长孙无忌却被武女皇干掉了)。哇,多么恩怨分明的一个父亲,可谓是爱之切而责之重,这样的家教绝对是十分合格的
由于李承乾、李泰两亲兄弟为了争夺太子的名分而两败俱伤,李世民也曾想立李恪为太子,但他也知道有文武才的李恪有野心,于是有一次专门写信给他:“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
⑤ 古代皇子公主们是如何上课的
古代皇子公主们上课详情:
一、皇族教育在制度上逐渐完善、正规
康熙在位的时候,诸皇子分居读书,到了雍正初年,为了便于皇子的读书,就在宫中设立尚书房,道光以后统称上书房。上书房坐落在今故宫内乾清门的左侧,上书房之所以设在这里是为了“近在禁御,以便上稽察也”。
雍正帝还亲笔题写了“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名理为先 ”的楹联悬挂其内;干隆帝对上书房也十分重视,他给上书房题的楹联是:“念终始典于学,于缉熙单厥心。”
二、古代皇家的教育无论是在读书时间,还是学习内容上都极为严苛
与前朝相比,清代皇子读书入学年龄早、学习时间长、规矩严、课程多。通常,皇帝选择学问、品德最好的大臣教皇子读书。
一般2、3岁开始,就开始了“早教”,枯燥无味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背起来,4岁小儿背个上百首不在话下。6岁,皇子们便要上书房,和现在孩子的读书年纪差不多。比如在清代,要求皇子上书房是“卯入申出”,即凌晨五点上课,下午三四点下课。
皇帝选定良辰吉日为皇子开学,由于皇子地位尊贵,皇子和师傅互相行礼时,双方用长揖代替跪拜。上书房的规矩极严,皇子读书要正襟危坐;夏天不许摇扇子;午饭时候,侍卫送上饭来,老师先吃,皇子们在另一旁吃,吃完不休息,继续功课。
上书房只有元旦、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这几天放假,一共5天,除夕也不放假。
皇子们学习的内容包括满、蒙、汉等语言文字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了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果,每个皇子都配有汉人师傅,人数多少不定,总管教学事务的称“总师傅”。
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是:师傅读一句,皇子读一句,如此反复诵读百遍后,与前几天所学内容合起来再读百遍,周而复始不间断。
三、皇帝、皇子对教学师傅非常尊重
雍正帝命皇子们对总师傅张廷玉、鄂尔泰行拜见礼、作揖,张、鄂二人“立受之”。干隆帝对上书房的师傅们也十分尊重。
福建漳浦人蔡新入翰林院后,任总师傅30余年,“诸皇子皆敬惮之”。他退休后,干隆帝对他很照顾,并多次将自己的诗文寄给他。嘉庆帝对他也很尊重,在他90岁生日时特赐匾额,亲笔题书“绿野恒春”四字。
(5)古代皇帝是如何教育皇子的扩展阅读
宋朝皇储培养制度:
一、培养阶段
1、资善堂
所有皇子未出阁前均在此就读,资善堂的官员及僚属们承担教育皇子、陪伴皇子读书及保护皇子的任务。
2、东宫属
皇储封王、出阁后,皇帝为其选择东宫属官,以培养其各方面素质,并未其配备即位后的政治班底。
二、学习课程
一般经、史、诗赋、书法都要涉猎,大多把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学习科目,对武事则不是很重视,比如,宋仁宗赵祯当皇储前后,先后在资善堂学习了《孝经》、《论语》,宋让宋仁宗既学习儒家经典,又注意对实际能力的把握和对前朝政治的了解。
其他皇子学习的有《孟子》、《尚书》、《周易》、《礼记》、《左传》、《春秋》、《周礼》、《唐鉴》、《毛诗》、《陆贽奏议》、《三朝宝训》等书,杨万里作为赵惇的属官,还为其编撰了《东宫劝读录》作为太子学习的课本。
三、从政训练
除了文化课程,宋朝的皇帝们还十分注重培养皇储们的从政能力。比如,赵真宗赵恒在被立为皇储钱曾做过开封尹、总领开封府事宜;宋钦宗在做皇储时曾任开封牧;等等。
⑥ 清朝皇室是怎么对皇子进行教育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曽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干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干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干隆初,高宗选择乾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乾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干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干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在干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 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干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乾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珪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 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 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 的竞争。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 ,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干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诗钞》卷4)。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此词是满文haha juse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