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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如何教育弟子

发布时间: 2022-04-17 04:05:35

Ⅰ 孔子是如何启发和引导四位弟子言说各自的人生志向的

这篇是论语里的《侍坐》。孔子在这篇里体现出了一个大教育家的因材施教,不摆师者架子,以闲谈的方式让弟子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并加以引导。很好听的体现了老师的亲切和蔼喝因材施教。弟子的虔诚和自我人生理想追求。

文章记录的是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这四个弟子“言志”的一段话。生动再现了孔子和学生一起畅谈理想的情形。

子路的轻率急躁,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委婉曲致,曾皙的高雅宁静,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是一段可读性很强的文章。

(1)孔子如何教育弟子扩展阅读:

从孔子对子路和曾皙的不同态度看,《侍坐》章记载,在子路言志之后,“夫子哂之”。一“哂”一“与”,态度截然不同。

孔子要“哂”子路是因为“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子路讲自己能治“千乘之国”,是不谦虚的。如果曾点志在把国家治理成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太平无事”的理想之国,不是更不谦虚。

果真如此,孔子就不会“与点”,而只会“笑点”,甚至是“大笑”了。可见,孔子“与点”,并非因为曾点有济世之大志。

Ⅱ 孔子如何鼓舞弟子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的态度来鼓舞弟子。他所谓的“学”主要是指人伦道德的修养和力行方面。他强调“行”的重要,但他也很重视读书。

Ⅲ 孔子教育弟子的名言

孔子教育弟子的名言
1、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孔子 《论语》
2、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孔丘 《论语》
3、 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孔丘
4、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 《论语》
5、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 《论语》
6、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 欲不逾 矩。 ——孔子 《论语》
7、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 《论语》
8、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 《论语》
9、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 《论语》
10、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 在斗 ;及其 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丘 《论语.季氏》
11、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论语》
12、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子 《论语》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孔子 《论语》
14、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 《论语》
15、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 《论语》
16、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 《论语》
17、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 《论语》
18、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孔子 《论语》
19、 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 《论语》
2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孔丘 《论语·卫灵公》
21、 言必信,行必果。 ——孔子
22、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 子 《论语 》
23、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 《论语》
24、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 《论语》
25、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
26、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丘 《论语》
27、 与人交,推其长者,讳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
28、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 《论语》
29、 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 《论语》
30、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 《论语》
31、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 《论语》
32、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孔丘
33、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 《论语·里仁》
34、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 《 论语》
35、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 《论语》
36、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孔子 《论语》
37、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 《论语》
38、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

Ⅳ 孔子是怎样教学生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25〕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6〕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7〕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网络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29〕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0〕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1〕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32〕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33〕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34〕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5〕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在孔子认为,“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6〕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7〕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8〕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39〕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

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40〕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42〕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即包括射、御、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厄于陈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并不时地念叨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45〕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最后当子贡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问到最后,回答便越加精彩。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说:“有的人不懂装懂,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47〕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他便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8〕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9〕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50〕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1〕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54〕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57〕虚心向别人请教。他还曾向老子问礼,向郯子问官,向苌弘问乐,向师襄学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读《易》,韦编三绝”。〔58〕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9〕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调侃几句。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60〕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总之,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Ⅳ 孔子有哪些有效的教学方法

孔子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极有价值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是他在人类教育史上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其数学方法有六方面:一、因材施教。孔子对学生的教诲不是盲目的,而是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智力的高下不同,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孔子注意到人的才智高下有别是个客观存在,他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雍也》)根据这条原则,他具体地分析了每个学生的性格、才能、志趣和特点,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例如他说:“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又说:“颛孙师做事有些过分,而子夏则有些做不到数。”(《先进》)据《论语·先进》载,弟子冉求做事好退缩,胆子小,孔子就教他凡事要抓紧,一听说就应马上去做。仲由胆大,敢作敢为,孔子怕他冒失而惹祸,就教他凡事先退一步,等请示父兄以后再去做。孔子就是用这种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对学生们因材施教的,指导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避免片面性,做到全面发展。二、学思结合。孔子十分重视“学”,他要求弟子“博学于文”,“敏而好学”。为了求得学问,即“道”,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他自己为了“学”,也是“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孔子认为,“多闻”、“多见”是学习知识的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闻”知者57处,“见”知者71处。孔子处处以“闻”、“见”为最可信赖的知识源泉。他要求学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只有这样,才能学到全面的知识。

孔子论“学”又不完全停留在“闻”知和“见”知上,而是要做到“学”与“思”相结合,要求“切问而近思”(《子张》)。就是说,孔子特别提倡独立思考,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追根求源。他说:“遇事不斟酌思考,不讲‘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这种人就无能为力了。”(《卫灵公》)他批评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思想懒汉。但是他又反对那种不认真刻苦学习,只是整天苦思空想的人。认为脱离了“学”的“思”,只会把人引导到瞎猜的歧途上,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不先“学”,就无从去“思”,这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

孔子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的精辟见解,这是符合“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就是说,“学”与“思”两者不可分开,一旦分开,就会两败俱伤,不是“罔(受骗)”,就是“殆(疑惑)”的结果,都会空无所获,白费气力。当然,在这二者之间,孔子所着重强调的仍然是“学”。他甚至认为有许多好的品质的人,如果不学习,也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如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三、举一反三。孔子在讲学时,为了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他往往不先说出自己的见解,而是“不愤不启,不徘不发”(《述而》)。“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为开其意。发,为达其辞。”(朱熹:《论语集注》)意思是说,要让学生独立思考,直到他们想把问题弄明白而又考虑不通时,再去开导他;直到他们想把观点表达出来而又表述不清时,再去启发他说出来。这种在求学者产生强烈求知欲的心理状态下进行教育的方法,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还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说,要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果给他指明东方,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余的西、南、北三方,那就不必再勉强教下去了。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代替学生思考,让他们自己学会由此及彼的推理判断能力,从而达到“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学而》)、“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公冶长》)的理解水平。这种行之有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孔子的首创。四、循循善诱。孔子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知道学习的重要性,而且要善于学习和乐于学习。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只有培养起学习兴趣,才能树立学习的自觉性,从而产生学习的热情,以至学而不厌。孔子善于了解并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循循善诱,通过日常生活中一些生动的事例,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去诱导学生的学习志趣。《论语》中就载有孔子交互采用哲理性的比喻来教导学生的事例。例如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喻指人的节操,教导学生要有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用“逝者如斯夫”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意在勉励学生要珍惜时间,奋发图强。这样的教学方式,受到了弟子们的好评。五、联系实际。孔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不是一个为教育而教育的人。他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联系历史上或当今的实际,通过对人物评价和时政评论,向学生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明确表示自己的是非爱憎,并以此来教育和影响学生。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伯夷、叔齐,下至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各类名人,以及他自己的弟子,孔子都评论过。他特别注意评论那些对社会、对人民有大功的人,品德高尚的人。孔子对管仲、子产,以仁许之。比如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当他听到“为人仁爱的人”郑国执政子产的死讯后,泪流满面地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伯夷、叔齐在继承君位上互相推让,孔子称其“求仁而得仁”(《述而》)。对于那些不肖者,孔子便加以抨击。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明知柳下惠是贤良之士,却不肯任用,孔子批评他白吃官饭,不干实事。

(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左传》记载,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阳虎,又名阳货,在鲁定公六年取得“陪臣执国命”的合法地位。孔子对这一事件评论说:“天下太平,制礼作乐以及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天下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便决定于诸侯。决定于诸侯,大概传到十代,很少还能继续下去;决定于大夫,传到五代,很少还能继续下去;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传到三代,很少还能继续下去。天下太平,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之手,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季氏》)这段评论反映了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的集中统一,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在自己的一生中评论过很多人和事。反映了他通过实例教育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六、教学相长。孔子在学术问题上,是允许学生与自己辩论的,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以收到教学相长的效果。《论语·学而》记载子贡听了孔子的教导后,领会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有一次,颜渊和子路各自说了自己的志趣,子路要孔子也说说,孔子也很和善诚恳地满足了学生的要求,谈了自己的志趣:“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使朋友们相互信任,使年轻人得到关注。”(《公冶长》)他以此让颜渊和子路与各自的志趣作比较,可说是一种正面教育的最好方法。孔子还真心诚意地欢迎学生对他提意见。子路性格直率,有时提意见不免有些鲁莽,但孔子并不介意。例如,有一次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请孔子,孔子准备去,子路很不客气地批评说:“难道走投无路了吗?何必要到闹叛乱的公山弗扰那里去呢?”孔子回答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召我吗?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阳货》)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接受了子路的意见没有去。又有一次,晋国范氏家臣佛肸邀请孔子,孔子也想去,子路又提出批评说:“我曾听老师说过,君子是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去,这怎么解释呢?”孔子只得承认:“对,我是说过这话。”接着作了一番解释,最后说:“我不是地瓜,那能挂在那里不出仕食禄呢?”(《阳货》)他老实承认急于出仕食禄的心情,结果还是接受了子路的批评,打消了要去的念头。孔子是乐于接受来自学生的批评的。对不肯提意见的学生反而要责怪。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对孔子的话句句顺从,从来不提意见。孔子责怪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先进》)孔子还鼓励学生要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不要迁就谬误,应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即在仁德面前对老师也不退让。这种讨论与辩论的方法,是孔子师徒教学相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常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这种后来者居上的认识论正是孔子教学相长的思想基础。七、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孔门的师生关系,是平等民主的。孔子对学生坦率真诚,一视同仁;弟子对老师尊重敬爱,亲密无间。孔子19岁那年娶了宋国的亓官氏为妻,婚后年余生了个儿子。因当时孔子已有些名气,所以连鲁国国君鲁昭公也派人送来一条鲤鱼作为贺礼。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的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伯鱼长大后,也与其学生一样,在孔子所办的私学里学习。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悄悄问伯鱼:“先生单独给你教了些课程吧?”伯鱼坦率地回答说:“没有。我跟大家一起听课,父亲从来不单独教我。他曾经一个人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过后,我就用功地和大家一起学诗。过了几天,他又一个人站在庭中,见了我又问,学礼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立身社会。过后,我就用功地和大家一起学礼。我从父亲那里只单独地听到这么多。”陈亢听后,很受感动,自言自语说:“我问的只是一个问题,而从伯鱼的回答中却得了三方面的教益,一是明白了学诗的重要性,二是明白了学礼的重要性,三是明白了正人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偏私。”(见《论语·季氏》)这件事说明了孔子在处理师生关系上,完全是平等的,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偏爱,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

孔子以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孔子在教学上与弟子虽然是师生关系,但在许多情况下,孔子总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和亲人看待的。孔子有一次对颜渊说:“有用我的,将行道于世,不用我则将藏道于身,这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啊。”(《述而》)这已不像师生间的谈话,而完全是平等的朋友之间的谈心了。孔子弟子中有一位叫冉伯牛的,因为生了恶疾不能起床,孔子亲自去问病,将要永诀时,说:“此人丧亡,这是命呀!这样好的人,为什么偏会生这样的病啊!这样好的人,为什么偏会生这样的病啊!”(《雍也》)这是真挚感情的流露,是孔子平等对待学生的真实记录。由于孔子对学生深沉真挚的爱,学生对孔子更是倍加尊敬。有人把孔子比作“太和元气”,把他的学生比作“四时之春”,充分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仅比孔子小9岁的子路就对老师十分尊敬与佩服。尽管孔子多次批评子路好勇无谋,甚至说他“不得其死然”(《先进》),但子路却一直愿跟随孔子学习,实际上充当了孔子的卫士的角色。孔子在其兴办的私学里,毕其一生,用了长达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而且在办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师生关系诸方面都做出了创造性的建树,并作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传给后世,造福于人类。

春秋后期,鲁国的三桓(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即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的势力膨胀,通过“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掌握了鲁国的实权。公元前562年,三桓“三分公室”,把公室的军队改编成三军,由一家统辖一军。过了25年,三家又进一步瓜分国君的权力,把三军改为两军,分成四股,实行“四分公室”,由季孙氏分得两股,并掌握鲁国的大权;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这样,国君的主要权力就被瓜分了,经济上也只能靠三家的进贡来维持。由来已久的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削弱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的权力。

“斗鸡之变”当年的曲阜城里,有斗鸡的习俗。鲁昭公二十五年夏天,执政的季平子与另一贵族郈昭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鸡大赛。季氏给鸡穿上护甲,郈氏给鸡装上锋利的金属爪子。两鸡相斗,各不相让。时间一长,季氏的鸡渐渐不支,而邱氏的鸡仗着利爪,越斗越勇,将季氏的鸡打得狼狈逃窜。季平子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并仗势强占了郈氏的房子。郈昭伯是鲁惠公的后裔,同季平子一样,也是鲁国公室贵胄,只不过权势不及季氏。鲁昭公早想除掉季平子这个权臣。得知斗鸡的事情,喜出望外,便召郈昭伯密谋铲除季孙,邱氏欣然赞同。联系了一些季平子的政敌,经过周密的策划后,在同年秋天出兵围困季平子。兵至季府门前,当即捉住并杀死了季平子的弟弟季竖。季平子已有准备,闭门坚守。季平子登上观台,遥拜鲁侯请求说:“君王没有调查下臣的罪过,就派官吏用武力讨伐下臣,下臣请求待在沂水边上让君王调查。”昭公不许。请求囚禁在费地,也不答应。又请求带着5辆车子逃亡池。左右劝昭公准季平子所请。昭公还是不听,郈昭伯火上加油说:“一定要杀了季平子!”孟孙氏、叔孙氏得到兵围季府的消息,深知除了一家,其余二家也难保,便一齐起兵来救季氏,昭公兵少难敌,只好带了少数亲随,出奔齐国。(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后来又逃到晋国,过了7年流亡生活,最后死于晋国乾侯。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之变”这年,孔子35岁,他耳闻目睹了这场鲁国君臣之间、各当权贵族之间的激烈争斗,感到鲁国政局的混乱,做国君的不像国君,为人臣的不像人臣,完全背弃了礼的尊尊、亲亲之义和互敬互让原则,传统的贵族共政体制所要求的君臣协调关系破坏殆尽。在孔子看来,礼徒具玉帛钟鼓的形式,甚至被僭越者所利用。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祭祀祖先的万舞人数:天子用八佾(一佾为一列八人),诸侯用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身为大夫的季平子在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时,竟把从公室调来的乐队和自家的乐队合在一起,组成八佾,演出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舞于庭”的场面(见《论语·八佾》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而且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在祭祀撤奠时,还唱起天子用的《雍》歌(《八佾》),声势十分气派。而公室的祭祀活动,不仅规格低于三家,由于舞队被季氏调走2/3,连万舞也不能举行,显得十分冷落。以维护周礼为己任的孔子哪里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僭越行为,他针对季平子八佾舞于庭的做法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又针对三家祭祀以《雍》的行为评论说:“《雍》诗里有这样两句话:‘相辟维公,天子穆穆(诸侯助祭,天子庄严主祭)。’这样的语句怎么可以出现在三家大夫的庙堂里呢?”(《八佾》)孔子再也不忍目睹这种大夫违礼僭越的行为,决定留下妻儿,自己便和追随他的一班弟子驾车赴齐避乱。

“苛政猛于虎”孔子这次赴齐是在鲁昭公逃亡国外后不久,即公元前517年的深秋。车出城关,渡过泗水,便进入了西北郊遂,映入眼帘的是广袤无垠的田野,孔子师徒久日压在心头的烦闷情绪为之一扫,秋高气爽,心情也就宽松多了。又走了几天,只见峰峦重叠,山势渐高,遥望一峰,拔地耸天,弟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说是可以清楚地望见泰山山脉的主峰岱岳了。车子在山路上辚辚前行,越走山愈深,境愈幽,山限水曲的地方,林木掩映着一两椽茅舍,炊烟袅袅,正是一个避世隐居的好去处。正当孔子师徒沉寂在遐想中,饱览着这美景如画的泰山风光时,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女子的嘤嘤哭声,抽抽搭搭,时断时续,打破了山林中的幽静和谐的气氛。孔子急忙命子路停车,自己恭敬地站起身来,扶住车前横木,说:“快去寻找这位失声痛苦的女子,看看能不能帮她点忙。”子路循着哭声走去,发现在山坳一旁有一中年妇人在墓前哭祭,样子十分悲痛。子路问道:“这位大嫂,听你的哭声,好像有几层忧伤,不知为何?”妇人强抑泪水,悲切切地说:“山里猛虎为患,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听说后,同情地问道:“山里虎患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早点搬到山外去住呢?”妇人回答说:“这深山老林中没有苛捐杂税呀”孔子的心为之一震,如梦初醒,悲愤地对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这件事,苛政猛于虎啊!”(《礼记·檀弓下》)

Ⅵ 孔子怎样教育学生和孩子

孔子教育弟子和自己的孩子的主要教科书就是《诗经》。他开设的课程有六门。第一门课程就是《诗》,《诗经》一共有305篇,又称《诗三百》,后称为《诗经》。《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他少年时就认真研读了这本书,而且是滚瓜烂熟,他自己都记不清读了多少遍。
《诗经》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军事、农牧业生产、宗教、伦理观念、地理知识、动植物知识、生活常识等等,简直就是当时的网络全书。孔子曾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并且多次强调《诗经》的社会功用以及学习的意义。《诗歌》的一个重要用途在当时就是作为教科书来使用。孔子的思想强调《诗经》的用途,他用《诗经》教育自己的弟子和孩子。
《论语》中就记载着孔子这样的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小子是孔子对于年轻学生的称呼,说你们何不学《诗经》呢,学《诗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意思就是说,可以提高你的联想力、观察力、感染力、凝聚力,使人有志趣、善洞察、能合群、有智慧。增强你与人相处的本领,可以表达你怨愤的情绪,可以表达你的感情。近的说可以事奉父母,尽孝道,远的说可以事奉君主。再不计了,如果一个人很平庸,通过学习这本书起码可以了解更多的鸟兽草木之名增长一点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知识。就是说学诗既可使你回归生活,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又可使你关爱自然,学会学习,增长见识。学诗,对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积极意义。学诗,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孔子甚至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认为《诗经》这本书的思想是很纯正的。他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他劝说自己的孩子要学习《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和国风这两部分,他讲,人要是不学习这两部分的话,就好像面对着墙站着,走也走不了,看也看不见,一步不得行,一物不得识。孔子还对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孔子教他的儿子要学诗,因为不学诗就不会说话。
除了《诗经》以外,孔子曾教导他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说得没错,一个人要是做事没礼貌,谁愿意理睬他?“礼”要做到既不失礼,又不僭越,才是真的懂“礼”。于是,这就需要推行礼教。但你可能会说:“何必学礼!万事谨慎不就行了吗?”其实不然,,孔子早就说过:“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可见,“礼”是多么重要。
《诗经》在古代不仅仅是乐工演奏演唱的底本。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左传》等一些古籍记载了许多朝会、宴飨、盟会之时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诗经》还常常被用于上层人士的社会交际,在那样的场合,借“诗”表达赞美、批评、讽谏、劝诫之意,是很风雅,很普遍的事。《诗经》不愧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涵盖很多。时至今日,社会发展了,人类进步了,当今学生学习的科目已经演化得很专业,很细化。但是,《诗经》这部经典我们还是有必要仔细研读。

Ⅶ 孔子注重从那几方面对弟子进行教育

孔子是从三个方面来教育弟子的.即:
其一,从学习方法方面来教育弟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所讲的是:对于知识,“学”只是一个认识过程,而“习”则是一个巩固的过程,要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就必须将“学”与“习”统一起来.
其二,从学习乐趣方面来教育弟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讲的是:与志同道合的人来往可以增进友谊,并且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其三,是从为人态度方面来教育弟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讲的是:当别人不了解自己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但这时我却不会生气.而这样为人的态度,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

Ⅷ 孔子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孔子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教无类。
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教育。不应按照贫富贵贱、门第高低来区分对待,应一律平等。同时,不管品行善恶,习性优劣,对所有人都平等地施加教育。
孔子办学是面向全社会的,属于开放办学。在面对如何选择学生这一问题上,孔子采用“有教无类”的仁爱教育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行束脩以上,无未尝无悔焉”。(《论语*学而》)。即“自己主动带一束肉干来见我,我没有不教他的”。也就是说,孔子选择弟子不分贫富,不论门第高低,只要你好好学习,我便教授与你。同时无论你品德优劣与否,只要拜在我的门下,我便以“仁”、“爱’启发引导你。因此,在孔子的弟子中,有的小于他几十岁,有的如子路仅小于他九岁。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即对于教育者而言,一要永不满足的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二要教育他人不知疲倦,认真教诲,使受教育者能顺利地接受知识。
在孔子看来,“学”与“教”是一个长期熏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学生和老师,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正如他所言“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即“把所学的知识默默地记下来,不断学习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感到疲倦,这些我做的怎么样呢?”这是孔子在进行自我反思。作为教育者而言,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提高。在学习方面:第一,孔子每天都在反省自己,学到的知识今天都掌握了吗?第二,孔子拥有勤奋学习的意念。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即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喜欢古代典籍,并且勤奋敏捷地去探求的人。”在教学方面,孔子也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地去教授学生知识。
三、全面教育。
即现在的“素质教育”。孔子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全方位的来塑造一个人的才能和品行,而不是让其单方面发展。也不能只学习一技之长。
在孔子看来,教育内容应广而全,不能约束在一个方面,要让学生广泛而全面地学习各种内容。孔子说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学而》)即“孔子用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知识和德行。”既要重视知识的学习,又要塑造高尚的品德。对于知识的学习,孔子教授学生礼、乐、射、御、书、数,此六者谓之“六艺”。而对于品德的塑造,则孔子更是极为看重,他说“志于道,据于德。”即做人要立志于求道,要立足于德行。因此孔子的教育内容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包。如果将孔子的这一教育理念拿到当今来看,即为现在实施的“素质教育”。“六艺”即是现在素质教育的内容。
四、因材施教。
即从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个性差异,来有的放矢的进行教育。
孔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注意到了人的智商的差别,人有一定的可塑性,可后天用知识熏陶感化。教育者不能漠视人天资禀赋的客观区别而任意行事,否则事倍功半。孔子能充分细致考虑每个学生的特点,在引导他们学习的过程中,顺其自然使之体现个性化成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即为“天赋在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学问;天赋在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可他谈论高深的学问。”在实际教学中,孔子便遵循这一教育理念,对每一名弟子施加不同的教育方法。
五、学思并重。
即孔子注重启发学生先自我思考,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同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使“学”与“思”结合起来。
孔子在教育门下弟子时,注重启发学生善于思考,要将老师传授的知识先自己思考,形成自己的心得体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篇》)即“只读书而不深入思考,就会茫然无所知;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产生疑惑。”至此,孔子在教学中,注意让学生将“学习”与“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即让其获得知识,又让其有所感悟。另外,孔子还很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正如其所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即“教导学生,不到他自己百思不解时,不要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出来时,不要启发他。举出一个问题他不能因此而推举出其它三个问题,那就不要再教他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的两种矛盾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的启发式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自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的作用只是在于指导促进。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同时也说明孔子注意到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须一定的火候,须恰到好处的点拨。孔子对弟子是持一种民主平等,鼓励欣赏的态度。

Ⅸ 孔子以哪两个方面来教育他的弟子

教育他的弟子要有仁爱之心,要有,美好的品德

Ⅹ 谈谈孔子是怎样对他几位弟子因材施教的

有一次,孔子讲完课,回到自己的书房,学生公西华给他端上一杯水。这时,子路匆匆走进来,大声向老师讨教:“先生,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么?”孔子看了子路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刚出去,另一个学生冉有悄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刻去做么?”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地问:“先生,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笑了笑说:“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意见,三思而行。”在不同的学习场合之中,不同类型、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学习表现是极为复杂的,需要教师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灵活地设计因材施教的方法。因材施教策略的设计和施行,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教师要留意观察分析学生学习的特点
学生在出现问题时的表现尤其是值得分析的迹象,从中有可能发现他们独特的认知特征和动机倾向。教师要多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感到困惑,卡在哪里了?”“为什么老是出同样类型的错?”“为什么会出现反常现象?”学生学习中明显的顺利也是值得关注分析的,从中可以发现学生擅长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和学习的动力所在,分析学生在什么状况下特别顺利,在思维和理解方面具有什么特点,等等。通过观察分析,了解学生的特性。
2. 对待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要做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有的学生因为思维水平较低,有的学生因为学习风格的限制,有的学生因为学习动机的障碍,导致了学习成绩差。在实际情景中,动机因素和能力、风格的因素是交杂在一起、相互作用的,因此,必须从动机的激发维持和学习方法的指导等多方面入手。采取不同的措施使学生在自尊自信的状态下学习,对于能力水平低的学生尤为重要。如果教育不得法,抹煞了能力较差学生的自尊心,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抽去了他们发展的动力之源。
3. 教师要根据对学生学习风格的了解,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提供风格相配的教学方式
有研究表明,当教师的教学风格与学生的学习风格相匹配时,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比如,对于喜好图像表征的学生用图式来讲解概念,避免把喜欢安静的学生安排在教室门口坐等。由于任何认知风格都不会适用于所有的知识学习,如果学习者在学习中坚守某一种认知风格,势必会在一些不适于自己风格的学科学习中失败。研究者认为,个体的学习风格是一种习惯,后天经验和训练起着很大的作用。要注意的是,方式先配的教学不会像匹配性教学那样容易展开,必须细致渐进,并且随时注意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学生学习的反馈及时进行调节。
4. 教师不仅仅自己要分析把握学生的学习风格,而且要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学习风格特点,促使学生把学习风格转化为学习策略。
拉埃丁和斯泰莱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学生学习的某个学科的材料要求与其认知风格相匹配时,他们实际的学习结果没有他们自己所预期的那么好,而在学习材料的要求与其认知风格不匹配时,他们学得却比预期的要好。拉埃丁对此结果的解释是,由于这些学生意识到了自己的学习风格与材料结构的匹配性,所以作出了相应较高的预期。其实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当学习者能够意识学习风格特征与学习任务要求的匹配关系时,便能够作出主动的努力。成为一名有策略的学习者至少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学习能力类型,能够知道完成学习任务的不同方法要求,并且能够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策略不同于学习风格。学习风格是个体所拥有的比较稳定的并且往往是无意识之中偏爱的学习方式,而学习策略则是灵活的、有计划的、根据具体的学习任务的性质而随机应变的。只有在教师有意识的点拔培养下,学生才有可能充分了解自己,主动地扬长避短。当学生具备了学习策略的意识,而且认识到自己的习惯性学习方式及其利弊时,就会主动地进行调节。
需要指出的是,因材施教并非是要(也不可能)减少学生的差异。实际上在有效的因材施教策略影响下,学生学习水平的发展差异可能会更大,因为能否更充分地得益于受教育条件,这本身就是潜能高低的一个表现。在较适宜的学习条件下,潜能低者能够开发出潜能,潜能高者会发展得更快。教师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应设计不同的发展蓝图,这样才能有意识地进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