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请问为什么要学国学，目的是什么急！！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 国学奠基人——孔子像
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国学指的就是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慢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国学，可译做“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范畴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传统国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干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当代文化中的精华相融的学术精髓简称。它是新一代应该了解的知识之一。
大国学概念的衍生
“国学”，顾名思义，中国之学，中华之学。秦砖汉瓦，非秦（有英语China为证）即汉(Han Studies)，自汉代以降，国力鼎盛，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虽然证实“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狭义所指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而汉代人研究经学着重于名物、于训诂,后世因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但海外所指汉学，或者又可理解为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范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以上文章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 “国学“，更有宽泛的解释。如把百家之术，如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统统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能统称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国学”、汉学。 （以上文章摘录自《南柯舟：国学热中谈国学》） 《史地学报》阐释国学：“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
国学教育
在大学里设立国学学位，有人说“国学学位”的定位本身就十分模糊，其实，国学包括哪些领域和范围本身并不模糊。国学分为小国学圈与大国学圈，小国学圈仅仅限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大国学圈则囊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国学随着西学渐淫东学式微之际经波澜起伏而日渐风起云涌，走到今日实属不易，国学是伴随中国传统文化而生长的、伴随中国历史而发展的。在21世纪的今天，国学教育除了传统的吟诵践习之外，以北京市老百姓国学会为代表的国学机构，采用了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充了国学的内容，丰富了国学的表现形式，使国学教育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 王室和诸侯各国所办的小学，其名称和规模大小，都差不多；而所办的大学，不但名称各不相同，而且规模大小也相差很多。首先，在名称上，王室京畿的大学，是天子之学，由王室直接管理，叫做辟雍；诸侯国都的大学，是诸侯之学，由国君直接管理，称为泮宫（或頖宫）。其次，在建筑规模上，辟雍修建在形似圆璧的土台上，四周有水，如同在一个小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修建在形似半壁的土台上，东、西、南三面有水，如同在一处半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的规模只有辟雍的一半。吕思勉曾说："这是表明辟雍乃天子独家拥有的学校"，"诸侯得杀其制"，"以其半以示诎于天子"①。国学招收的学生，自元士以上的贵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礼记·王制》说："凡入学以齿。"郑玄注释："皆以长幼受学，不用尊卑。"粗粗一看，好像西周的国学，凡是贵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入学，毋需再分尊卑等级。其实，这条"入学以齿"中的"齿"字，却很有讲究。恰恰是在这一"齿"字上，严格区分出尊卑贵贱，维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西周王室的宗族，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此外还有迁宗（分支）的规定。在臣属之间，又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层层严格的等级关系。这些人的子弟虽然都有资格进入国学，但是"子随父贵"，在入学的年龄上，也得按照等级差别，有早有晚。最低的元士一级，其嫡子和余子（妾所生之子）上小学的年龄，也要相差两岁。这是奴隶制教育的特殊现象，也正是"齿"字的实际含义。贵族子弟入学年龄，分为三种情况：王太子，8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小学，15岁升入大学。 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13岁进入小学。7年读完小学，20岁升入大学。 嫡子以外的诸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即余子，也称众子，15岁始进小学，7年读完小学，23岁升入大学①。
西学东渐诞生国学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与西学的论战。
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单纯的说国学，乃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自西学东渐、文化分流转型以来，为区别于西学，时人把我国的“六艺、五术”“诸子百家”统统称之为“国学”，西学繁衍于东土，东学式微，现代自五四以来的新青年运动前后，一些国学大师们，为保护国学而开始和西学论战，西学派认为全盘接受西学，而国学家们则誓死保卫祖宗们留下的五千年菁华文化。（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分流的发展
国学本为我国之独有，但在中华近代历史时期，由于中西之学的分野，国学与西学在国内开始逐渐分流发展。在中国大陆，国学曾因破除四旧而遭涂炭，文革结束的改革开放以来后，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繁衍扩大，枝盛叶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复起至今。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在中国国学中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之日。国学的现代化就是把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中的文艺、文化知识科学化的复兴起来、现代化起来。（欢迎转载但请注明转摘自南柯舟博客）
中华国学其宗旨
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应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其中诸子百家，包括“儒、释、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为天地立心”之学；其中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古代，“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贵族子弟在太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所需之术，是在古代“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乃是“为生民立命“之术；其中五术，乃是 “为往圣继绝学”、“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包括“山、医、卜、命、相”等。 被今人疵垢为“迷信”，那些轻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学问的人，其实他们很少站在与人生存在状态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的立场上，去认真的探究天人之际的真切意蕴与内在价值，去拉近生命存在与天人之际之间的间接和直接联系，在传统与时代、学问与生活中架设一架沟通的桥梁。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大国学论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
有鉴于此，今年3月，国宝级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接受采访，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现代“华学” 学者针对在当前国际社会上，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意故意的造成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的历史时代之际，把国学称谓“华学” （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黄帝、蚩尤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一切反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论和舆论，都是对民族文化的践踏，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论，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观点
人文“大国学”论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思和教授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并且保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这里，人文“大国学”论不排斥科学，应与现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和谐共生。实现陈思和教授所说“多元与规范文化的通体生存”状态，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彼此之间应互不排斥。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五术、六艺与诸子百家之学可以和谐共生
五术六艺从诞生开始与就诸子百家连体共生，如果没有五术六艺，也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哲学，否定五术六艺等于否定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拖入虚无主义泥潭沼泽万劫不复。这是一种繁荣与腐朽共生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五术和六艺取缔，中国民间信仰和伦理将失去土壤与根基，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有烧掉的《易经》能生存发展到现在，很能说明问题。陈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个文化自身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只有是更加的中国的，才更加是世界的。 （以上文章摘录自 董斌 《何谓“大国学”及其宗旨和意义？》）
经典着作
经部——儒学经典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着。重要书目如：《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部——各种体裁历史着作
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着作
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诸子百家及艺术、谱录
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编辑本段国学大成——《二十二子》
[1]《二十二子》一书，由先秦两汉魏晋二十二家典籍合集而成，书目分别是：《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统笺》《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
⑵ “经学教育”是指什么
经学渊源深远，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始着书立说之时，上下超过2000年。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时期，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 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作，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不过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导了编辑地位，原始文本则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
汉代起初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各家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可以将经学视为先秦原初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经学自此诞生。
两汉经学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逻辑发展的后果即是谶纬泛滥，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魏晋南北朝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隋唐经学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着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宋朝经学宋代理学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此时期，出现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为超越五经的思想着作。
明朝经学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皆被各粝与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经学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清末基于时代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
民国以后的经学
到民国时代以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学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但仍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胡适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就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1]，胡适因把《诗经》当成文学作品，不是一部经典[2]。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民国二十年代，何键、陈济棠等倡议学校恢复经学课程，遭到不少反对。
两岸分治之后，中国大陆对于经学的打击不遗馀力，特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学在中国大陆上更是受到毁灭与破坏，这样的路线导致一部分后世学者认定“文革为五四的总结”。相对之下，当时的台湾对于经典思想的保存较为完整妥善。今日，中国大陆面对西方人权思想的冲击与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开始重新检视经学内容，企图以经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叶逐渐建立学术研究单位，这个动作引起了东亚文化圈的重视，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国，皆对此价值的建立表现了高度的兴趣。台湾方面则因政党轮替，在去中国化以本土化为主的思维下，经学研究反而显得低调。
中国大陆方面对于经学研究有政治因素必须避讳，起源于建国初期社会运动大力推展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等，对于经学有重大的破坏，经学在政治上被视为思想的毒草。开放改革之后，关于经学的研究多半依附于中文、哲学或是历史系所中。
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设有经学组，各中文系所亦于思想组中论及经学。2003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成立经学研究所，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经学研究所，并与许多中国大陆的经学相关系所、民间的经学推展机关、读经教育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第一任所长黄忠天博士、第二任所长蔡根祥教授成为台湾推展经学最重要的核心人物。2006年，经学研究所提出博士班设立申请，但被教育部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