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国学经典诵读论语篇心得
中华文化国学经典博大精深，身为中国人，不但要关注当代文化，更应该回顾由我们的祖先从生活中感悟到的心得。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国学经典诵读论语篇心得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国学经典诵读论语篇心得篇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身为中国人，不但要关注当代文化，更应该回顾由我们的祖先从生活中感悟到的心得。由于我学识尚浅，只能品读一些短小易懂的古文，但也一样受益匪浅。
孔子应该说是中国儒派的创始人了，他的《论语》记录了他的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言论，大多关于学习，最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
《论语》中有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告诉我们，学习知识并不仅仅是学习一遍，更重要的是要经常温习，巩固知识。同时，要把学习当作一个充实自己的过程，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对待它。另一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也在强调温习旧知识的重要性，还要求每一次都能有新体会、新发现。从表面上看，要“温故知新”很困难，但只要你换一个角度去想，总会有新的发现。而我们也从过程中获取了更丰富的经验。孔子的这学习方法古今通用，也是现代教育人士提倡的。通过细读《论语》，仅阅两句话，就收获了这一学习方法，难道那些对古文不屑一顾的人还不刮目相看吗?
《论语》中有一段“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讲的是积累的重要性。只有积累一撮撮不起眼的泥土，时间长了才能成为一座山，到时风雨自然兴盛了。只有积累一滴滴的水，才能汇聚成深渊，蛟龙自然来了。只有积累每一件小小的善事，长期不断，也就养成了品德，心灵也自然升华了。只有积累一步半步，才能走到千里之外。只有积累每一股细流，才能形成江海。不就是用举例的方法告诉我们，脚踏实地地积累每一份看似渺小的知识、经验，最后就拥有了相当庞大的实力，成功自然会尾随而来了吗?
《论语》只是众多经典古文中较优秀的一部，经常品读古文，不仅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知识，还教会我们学习、做人，它们难道不是我们的文化老师吗?
国学经典诵读论语篇心得篇二
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问他的学生们：“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意思是，如果有人对你们有知遇之恩，你们将怎么做来报答他们。
子路性急，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这是何等宏大的目标!现今的老师如果知道自己的学生如此知恩图报，理想远大，一定会对其赞赏有加。孔子则不然，“夫子哂之”。孔子用一笑表达了他对子路的不满。在后文孔子对曾皙讲明了他笑的原因：“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孔子嫌子路在回答问题时不够谦让，不符合“礼”的要求。可是，在心中有了答案之后，为什么就不能慷慨陈词说出一番豪言壮语呢?
以我——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孔子这种对“礼”的要求可以说太僵化了。由于孔子的“笑”，接下来，曾皙、冉有、公西华的言辞都变得异常谦逊。公西华明明很有才华，却只谈自己要当一个穿着礼服的小相。孔子也知道公西华很有才华，为什么非要引导公西华说出使自己大材小用的话呢?如果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符合“礼”的要求，那么“礼”此时便不是一样好东西了。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拥有豪情壮志总是值得鼓励的，但孔子没有，他只看到子路没有遵守“礼”。孔子对“礼”僵化固执的追求，大大削弱了谈话的主题。
就我而言，我还是喜爱一节大家争论得很激烈的课，这样思想才能产生激烈碰撞，涌现出更多灵感的火花。孔子如此强调谦虚，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他学生的思想呢?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重点在“争”字，许多学说在竞争中发展完善。要想使自己的学说被君主采纳，成为“显学”，怎能不与其他学派的学者据理力争?而这似乎又不够谦让，不合乎“礼”。但是孔子不也一直在坚定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吗?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同样不能一味谦让。比如在应聘过程中，我们若有好的想法或策划，一定要敢于展示出来。倘若像孔子和其学生那样刻板地“依礼而行”，你就会把机会白白地让给别人。
不知道我对《论语》的理解是否到位，但这只是我的观点。观点无所谓对错。我不否认孔子是“万世师表”，是“圣人”，但至少在我这个“今人”看来，这次“侍坐”中，孔子的言辞与表现着实有不妥之处。
国学经典诵读论语篇心得篇三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里讲的是如何调和“学”和“思”的矛盾。作为一个理科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有相对深入的理解。只学而不思，不易发现别人的错误，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想。就像读《论语》，买一本书回来，刷刷几下读完，即使过目不忘，学到的也是别人的东西。思而不学，则会进展缓慢，而且容易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这时如果能够参考一下以往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则很可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荀子也说过“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弟子，在学习中要把握好“学”和“思”这对矛盾。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所启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谨慎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习文献知识，以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德，人之本也，本立而道生。”
② 《论语》如何成为经典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着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着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着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整理什么?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尽管这些说法具体到每一项都争议不少，但孔子绍述古典之功是公认的。总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他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典籍，“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载之，而不是他自己创作了什么。 当然除了整理六经，他还干了许多事：他曾经风尘仆仆到处游说，希望当权者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也确实立学杏坛，为传承“周公之道”培养了许多门生。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吾从周”而为，而承载“周制”弘扬“三代”价值观的，主要并非《论语》，而是“六经”。 不仅那时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甚至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还是周公，也长期存在着争论。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他死后子贡、宰予等一帮门生把他抬举成圣人的。其实，子贡他们远未达到目的。所以直到汉代，在儒家内部的经学论战中古文经学派仍然主张儒门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师”，周公才是“先圣”。先师传先圣之道当然也是伟大贡献，但不能与先圣等量齐观。尽管这种“传经不传道，尊周不尊孔”的论调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状态下“从君不从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说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讲“从周”、强调对于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绍述者而非创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丧家只缘周变秦坑儒皆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人看到《论语》这样充满了浅白“大实话”的书便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固然是蔽于偏见--不读六经，只凭《论语》来妄评儒学，这与只凭《毛主席语录》来妄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样吗?而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那也有似于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几乎花毕生精力来搜集、整理、编辑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学(《易》)、政治文献(《书》)、社会伦理规范(《礼》)、官民文艺遗产(《诗》)和历史纪录(《春秋》)等，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仅仅基于学术兴趣。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当近代以前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因此五四以后的激进派有称道孔子的，说他是“革命家”，这自然是夸张，揭竿造反这种事孔子不会干。但他是当时的“异见人士”则毫无疑问。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过去我国史学界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阶段论”曾经认为周秦分别属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且把秦以后的政治结构称为“封建专制主义”。于是维护周制的孔子就被斥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人物，而汉武帝以后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学又被斥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这样讲了---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汉语传统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具体相信什么“五种形态”，但总相信历史进化论，认为后来总比先前好，后来的秦不管是什么“社会”，总比先前的周“进步”，而孔子要“复古倒退”，总是不对的。这种看法问题也很大，姑且不说“后来总比先前好”的庸俗“进步史观”能否成立，就算“后来”确实更为“进步”，它也并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则社会怎么能继续“进步”?而这种批判利用过去的资源、采取“复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实甚为常见。中世纪晚期西欧着名的“复兴”运动(过去译为“文艺复兴”不确，而且望文生义容易误解)不就是以复希腊罗马之古为标榜的吗?它是“复辟”了古希腊罗马的所谓“奴隶制”还是推动西欧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对于孔子的复古、“从周”，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个超时空的神仙，捧成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话大话的“圣人”，也不能抓住“复古”就骂他“反动”，似乎“先进分子”就只有满嘴摩登一身时髦。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加给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们论孔子，当然要讨论这“古”当不当“以”，但更要讨论这“今”该不该“非”。---这且按下不表。 丧家烈士鲁诸儒看家好狗叔孙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劲讲道德，正是因为当时宗法道德已经崩溃。这无疑是对的。在宗族认同普遍、封主-封臣关系稳定的西周，那套价值体系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被视为自然，并没有系统化论证与大力弘扬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没有儒家一说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以法治国儒治心《论语》于是而为经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
③ 《论语》如何成为经典
余秋雨先生：美德的最高文本，是孔子的《论语》。
梁漱溟：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
赵普：《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和迁哲郎：孔子是用最平凡的日常态度来揭示人性的奥秘。
《论语》成为经典，绝不是因为它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行，也绝不是因为它是儒家着作，而是因为它是人生智慧之书，生活指导之书，是美德的文本典范，是“治天下”之书。具体说来：
一是教导做人的书。
关于做人，《论语》强调：
（1）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2）做人要重视“仁德”。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所以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3）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要注重人格塑造。主要观点有：“日三省吾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不器”、君子重视仁德修养须“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君子要“三戒”“三畏”“九思”、“君子喻于义”“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党”等。
二是指导学习的书。
关于学习，《论语》从以下方面给我们以引导：
（1）学习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奋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2）学习方法：最着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④ 读论语的方法
读《论语》差不多有二十余年了，但我早已经人到中年，也就是说，我是从大学才开始真正读《论语》。
还记得当年所学的初中语文课本，有《<论语>六则》，但学完了这六则之后，就再没有什么长进，直到大学考进中文系，也只是知道这六则，多一则都不知道，甚至可能这六则也还不能全都背下来。
大学期间读了一点《论语》，但也不多，那时候更喜欢干的事情是吃饱了躺在宿舍床上看各种近现代的小说。
至于后来如何爱上读《论语》，还真想不起来有什么样特别的因缘，也许是忽然读到某一句有了感觉，于是一气读下来了吧，也许是因为要给学生分享一些相关的内容，于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然后喜欢上了吧。
爱上读《论语》是结果，如果要追本溯源，非要说说什么样的机缘爱上了读《论语》，却又不知道源头在哪里，说不清，道不明了。所以我只能说我和《论语》有缘。
读书的事儿需要一些缘分。遇到一本好书，就像是遇到一份好因缘。当然，前提是要读，才可能有遇见的缘分；如果不读，那不可能有这份奇妙的缘分。
这么多年读下来，关于读《论语》，我觉得有几点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我读《论语》的方法
初读《论语》，是跳着来读的，并没有硬着头皮一章挨着一章地啃下来。哪些一看就比较容易明白，就读哪些。其他有难度的章节则是随机一点点蚕食下来的。
如果一开始非要一章挨一章地读下来，说不定还没等读到《乡党第十》那些繁复的礼仪描述就已经放弃了。
读都没有挨章地读，那就更不要提背诵了。从没有刻意地背诵过《论语》。只是反复地读，读，读，不方便读的时候，比如干家务时，就把《论语》诵读的音频打开来听着，听到哪一章忽然觉得某个词句不明白，就停下手中的活，随手翻查一下资料。
就这样，虽然并没有刻意背下来，但是因为读得多了，听得多了，绝大多数章节自然而然就牢记于心了。从具体的读书实践中真正感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原来单摆浮搁的各个章节，因为大多数都背得下来，就慢慢串联起来了，就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而且，这种理解不存在某一个所谓的极限，在反复品味，反复思考，在和现实生活结合的过程中，在行动和实践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这种新的感受和认识让我加深了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理解。
这感受和认识从哪里来？绝不是单纯从“读”上来，而更是从“行”上来。
我们常说经典的魅力是常读常新，常读常深。就《论语》而言，我更愿意说是“常行常新，常行常深”。
二、我读《论语》的境界
当《论语》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烂熟于心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就比较从容了，感觉来到了一个新境界。
我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甚至是随机发生的一些问题，随手在黑板上写出几句“子曰诗云”来，告诉学生，关于今天的这个问题，两千年前“子”是如何“曰”的，他让我们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一天，学生课堂上睡觉，我就又把“宰予昼寝”这一章默写在黑板上，又开始给学生讲解。之所以用“又”，是因为这种情况在不同届的学生中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所以关于“宰予昼寝”这一章我也讲过多次了。
但这一次又稍有不同，当我讲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时候，我问学生，这里面的“吾”和“人”各指的是谁？
这个问题不难，学生很容易回答。狭义理解，“吾”就是孔子，“人”就是宰予；广义理解“吾”就是“自我”，而“人”就是“他人”。
但那一天，在讲到这的时候，我忽然内心一动，意识到虽然从语义解释上来说，“吾”是“自我”，“人”是“他人”没有任何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我”关系是一个相对的状态，“我”在别人眼里，同样也是“他人”。
当想到这一层时，内心不禁凛然一惊，当我用“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把尺子衡量别人时，别人也在用这把尺子衡量我自己啊。如此一来，我的一言一行怎可不慎呢？
这一次，我意识到我读《论语》又上了一个新境界，真正明白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真正把《论语》作为修养自己，提升自己境界的人生范本，而不是贩卖给别人道理的鸡汤读本。
三、我与孔子在精神上平视
颜渊说起他的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子贡说起他的老师：“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
我在读《论语》的过程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夫子的伟大是穿越时空的。《论语》中的很多内容虽然是孔子就一时一事而言的一些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抽象出来，却可以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到今天也丝毫不过时。
不过，尽管如此，我努力在精神上平视孔子，而不是仰视他，甚至于迷信他。绝不会因为他是圣人就彻底跪倒乃至于匍匐在他的脚下。
孔子有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算了吧！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便自我责备的哩。”
不知道孔子在什么情境下发出的感叹，但这句话确实透露出人性的弱点。在有过错之后，能“内自讼”，能“自我反省，自我谴责”确实不容易。仁人君子或许可以做到，但要求人人都做到则完全不现实。
尽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宣扬儒道治国，但从孔子的话中，我们知道自我监督是多么难。把权力关进笼子，必须是权力制衡中的他者起作用，而不可能是自己制作一个所谓的权力的笼子。自我制作的权力笼子必然像猴皮筋一样，根据自己的需要可长可短，伸缩自如。
实际上只有真正深入读过《论语》的人才知道，孔子的那些关于治国理政的言论，无论哪一个都是对当政者而言，都是要求约束当政者。而这种约束更多是软约束，缺乏硬约束。
更何况后来连这一点约束也没有了，后来孔子的这些话都被有意曲解为对老百姓的要求，要老百姓自我约束，当好顺民，做好奴隶。
不断反复咀嚼品味《论语》，我体会到用《论语》来自我修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用《论语》来治国平天下，恐怕力有不逮。
在同名微信公众号“水寒说语文”下有更多水寒讲《论语》的音频链接，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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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何读懂《论语》
第一章《论语》解读
第一节 孔子
孔子是《论语》的主要作者，解读《论语》，必须首先了解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为司职吏，畜蕃息。适周，问礼于老子，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急，字子思，作中庸。”
从《论语》里看，孔子是个“四影人”：首先，作为普通人和教师的孔子，是个有人情味的有同情心的有人性的善良人，是个能够不论贫富贵贱而平等对待学生以及因材施教、为人师表的好老师；但是，又是个愤世嫉俗的情绪化的语文教师，不是个思维慎密的数学教师；其次，作为圣人的孔子，是个思想混乱、观点自相矛盾，而又装腔作势、说大话、空话、假话和故弄玄虚的神秘兮兮的伪君子，是个心胸狭隘、固执己见、排斥其他学派的顽固守旧的老朽；不是个懂得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的哲学家；再次，作为求生存的孔子，是个为了功名利禄而四处奔波、到处碰壁的又可怜又可嫌的丧家之犬；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守得住节操的文人；最后，作为一旦得势的官僚政治家的孔子，是个阿谀逢迎君王的奴才，是个对小人、庶民和异议人士，凶相毕露、心狠手辣的恶官酷吏，譬如杀少正卯和辱骂、毒打原壤。孔子的好品质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对后来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教育有正面作用。孔子的恶劣品质是作为集体存在的，对后来的儒生立志和做官有极其恶劣的影响，特别对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极坏。
第二节 《论语》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语录体文本。
何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可见，《论语》是儒家的第一经典，是《六经》中其他经典理论的理论大前提，所有儒家思想理论只不过是对《论语》基本原理的发挥和实用，弄清了《论语》的基本原理也就弄清了儒家基本思想观点。汉儒、宋儒都是在阐释、捍卫和发展《论语》原理的学派。
第三节 评述《论语》
《论语》是语录体，语录体本来就缺失论证，又加上作者思想混乱，就显得思想内容更加杂乱、重复和前后不能一贯而难以自圆其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论语》被莱布尼茨言中了。就认识论而言，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是一些情绪化的人，只凭着情绪发泄去就事论事，并无理性思维，更不知道逻辑推理。就思想体系而言，孔子回避形而上学问题，把伦理学与政治学混为一谈，划分不清，定义不明，“不如古罗马西塞罗的道德教条说得有条理”（黑格尔语）。
所以，这里对《论语》逐句逐段地评述，以便把握《论语》的基本原理，揭示《论语》作者的智慧只停留在伦理学层面上，并未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思维是线段形的中庸思维方式，缺失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伦理学的人性论只停留在“仁义礼智信”的人的习性（社会性）层面上，宣扬“天才”论和亲疏尊卑的等级论，没有上升到人的天性层面上；政治学基本原理是维护君王专制，宣扬“天命”论和礼制论；君子的人生观是追求入仕做官，在忠君中获取功名利禄，极其鄙视做农做工行商的所谓“小人”、“庶民”和做家务事、防线织布的女人；在教育学方面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等等。
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诸侯王眼里是不受欢迎的人，在知识界里是被人瞧不起的文人；孔子思想是不被诸侯王所接受的，是遭到诸子百家中多数的“子”和“家”批判或者不屑一顾的。譬如，老子在孔子求教时就直截了当地教训孔子不懂“道”而自以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接舆、长沮、桀溺、田野丈夫都认为孔子浅薄而懒得见面，孔子之后的杨子、墨子都猛烈批判孔子思想。赐封孔子为圣人的是宋徽宗，实现儒教治国的是朱洪武，“独尊儒术”是朱洪武以后六百余年的事情。所以儒生们应该大力歌颂宋徽宗和朱洪武，而不要伪造历史，横拉乱扯出两千余年的“独尊儒术”的事情来。
黑格尔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老子的着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敬。”“孔子，《论语》这篇着作，通篇不过是一些没有证明的杂乱的道德教条，这些教条，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有；这些教条，不如古罗马西塞罗的道德教条说得有条理。”
我读《论语》并没有程颐那种“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的感受，倒有黑格尔和莱布尼茨的感受。
第四节《论语》解读
本书所取《论语》版本是：民国时沈知方主稿 蒋伯潜注释的《四书读本》，现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对《论语》逐条注疏和解说，力排汉儒、宋儒的曲解，力争恢复孔子等人的原义。凡是重复的内容，作出说明，不重复评述，共有五处；凡是把前后内容断开的某条语录，放到连贯内容的后面，共有四处。
卷一学而第一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1）学，《说文》：“学，觉悟也。”朱熹《集注》：“学之为言效也。……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现代汉语词典》：“学，2.模仿。”《论语》里的“学”，都是理解、效法古圣贤的礼乐言行的意思，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古圣贤的礼乐言行又是记录在书本里的，所以“学”又有读书的内容。（2）习，《说文》：“习，数飞也。”《现代汉语词典》：“练习，熟悉，习惯。”这里的“习”是熟悉到运用自如境界。
译文：教师，首先理解和效法古圣贤的礼乐言行而又能够时时在自己实践中运用自如，不是情理舒畅了吗？然后就会有弟子从远方来求学，不是心情快乐了吗？最后做到弟子不理解自己时而教师并无怨恨的情绪，不就是君子吗？
评述：论教师。文中省略了主语“教师”。可见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教师，所以《论语》开篇论述教师。这里对教师的学识、心态和情绪提出了三个要求，对后世教育的具有良好影响。这三个要求所强调的都是书本知识，即后文所强调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和“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就是不允许教师和学生批判古圣贤言行，也就是不允许有独立思考，那么教师势必是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对后世教育具有不良影响。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评述：论“孝悌”是孔子教育的首要思想内容。弟，同“悌”。这里提出了几个基本概念：孝悌，仁，道，本，但是没有作出定义。在这些概念中，孝悌是母概念，是本体；仁是子概念，是末用；道是说辞。孝悌的目的或者说社会效果是安守本分、不犯上作乱。君子务本就是务不能犯上作乱的“忠孝”事业。孔子的亲疏尊卑等级以及仁义、礼乐、礼制等等思想观点都源于孝悌。很显然，孔子的“孝悌”，就是农耕社会的血统论，是家长专制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根本，是帝王“家天下”和统治教育权利的思想理论依据，是儒生们一生为了追求光宗耀祖而入仕做官和进行窝里斗的思想理论依据，是中国普通人的中华民族劣根性——奴性的源泉，是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理论的死对头，是一切形式的民主法治思想理论的死对头，是天下人共识的死对头，是福利社会的死对头。可见，孔子教育内容是十分狭隘的农耕君王专制“家天下”的专制政治学，教育方针是：“‘家天下’专制政治是统帅。”
本来，孝悌，是一种父母儿女和兄弟姐妹的自然血缘情感，孝，是儿女对父母养育后而产生的恭敬和热爱之情；悌，是弟妹对兄姐爱护而产生尊敬和喜爱之情。父母养育儿女和兄姐爱护弟妹是动物世界的一种自然情感和义务，儿女对父母和弟妹对兄姐只有情感而无义务，这是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来，就是人间法规，赡养老人是社会公共福利的事情。孔子却把一种自然血缘情感上升为社会法理，并且片面强调“孝悌”，而忽视父母对儿女和兄姐对弟妹的自然义务，由此还产生出所谓的“报父母恩”等等丧失自然情感的理论。这就违背了两条基本原理：其一，把情感与法理和义务混为一谈，并且本末倒置；其二，人间法脱离了自然法，法理违反人性。这种“孝悌”法理，必然是强权政治法理，是为恶强人欺压善弱人服务的。关于“三年守孝”见下文“卷九阳货第十七”356条评述。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注：鲜，少。
评述：从一个人的言辞和神色上来评判思想观点：阿谀奉迎，很少有仁的思想。孔子就以这一句去定罪少正卯，杀了少正卯。在儒家看来这是大罪。如果这样，孔子也该杀，在齐国晏婴眼里，孔子也是个“巧言令色”之徒，“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史记》）”。儒生们都该杀，因为他们个个都“务不能犯上作乱的忠孝事业”而去“入仕做官”，不可能不“巧言令色”。
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注：传，郑玄注：“鲁读‘传’为‘专’，今从古。”朱熹注：“尽己之谓忠；以实之为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评述：曾子在现身说法，说修身的三大内容。这一条语录，是自古至今的儒生们耳熟能详的、脱口而出的教条，被吹嘘为修身的三件大事和做人的三大原则。“传不习乎？”，意思是：只专于知识而不会运用吗？不管是朱熹注还是郑玄注，意思都是做人要“忠”、“信”、“习”。 “忠”什么？“为人谋”。“信”什么？“与朋友交”。“习”什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样理解，仍然使人无法做到。“忠”是为忠于君主、君子、亲人、善人“谋”呢？还是为忠于庶民、小人、外人、恶人“谋”呢？按照学习来的古人行为去“习”，是“习”善行还是“习”恶行呢？“传”是传善理知识而“传”、“习”还是恶理知识而“习”呢？谁也无法把握分寸。曾子说话如此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是曾子心地阴暗还是连话也说不清楚呢？所以，这条语录是万万相信不得的，是谁也做不到的。所以黑格尔说：“《论语》里的教条不如西塞罗的教条明确。”今人不要再被这条语录愚弄或忽悠了。
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评述：君王治理大国的三件大事：谨慎政务要讲信用，节用财力要爱护国人，役使民工要不误农时。这三件大事说的都是君王行使国家权力的事情，国民没有权力而只能被治理，主权在王而不在民。不管说得多么漂亮，在国民不能成为国家主权体的社会里，谁也无法保证君王会按照孔子说的去办。所以，这三件是维护君王专制的“家天下”的，是实现民主法治的阻力。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评述：这条语录说了两个层次的内容：行，文。“行”的内容是孝悌和泛爱众，“文”的内容是“诗书六艺”。“行”在前，是主，是“亲”，是先天的；“文”在后，是次，是疏，是后天的。这样界定“行”、“文”及其关系，是认识模糊而思想混乱。在“行”里，行孝悌就会有亲疏之别，能够“亲仁”，而不可能“谨而信”，更不可能“泛爱众”。所以，这是一条定义不明、划分不清、混淆是非、没有逻辑、认知低能、不能自圆其说的教条。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评述：对“贤贤易色”句，鸿儒们的解释众说纷纭，歧义众多。朱熹说：“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意思是：贤人就贤在清除了人的好色之心。宋翔晟的《朴学斎札记》的解说最有条理：“‘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事父母能竭其力’，明父子之伦；‘事君能致其身’，明君臣之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名朋友之伦。孟子谓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故末句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故‘贤贤易色’列于首句。”
朱熹的解说与程颐的“存天理，去人欲”相一致。可见，宋儒的道学家、理学家是极端迂腐狭隘的一伙，连夫妇之伦也不懂，极其仇视妇女，不承认自己是女人生的，不承认自己也是从他们所说的淫乱而不洁的阴道里出来的，他们不是人生的。他们把妻妾当着衣物，随时去旧换新；他们把女人看着泄欲和生殖工具，娶妻纳妾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欲和尽孝的需求。
宋翔晟的解说与《孟子》和《中庸》的观点相一致，也与孔子的观点相一致。孔子承认夫妇之伦，在删诗时，把“关关之鸠”放在《诗经》的第一篇。孔子鄙视女人“难养”，但是不仇视女人，承认自己是从女人的阴道里生出来的。
子夏这条语录说了三个伦理：夫妇之伦，是孝，是夫权，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臣之伦，是忠，是君权，所谓“取忠臣于孝门之子”；朋友之伦，是悌，是仁义，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君王专制的“家天下”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当然与民主法治的福利社会是水火不容的。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评述：对这条语录，鸿儒们的解释莫衷一是，胡乱猜测，这是鸿儒们心地阴暗的表现，也与孔子语焉不详有关系。这句话的主语是“君子”，后面是各自独立的五个单句，说的是君子的五个品质。“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否定句式，“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肯定句式。简言之：持重威仪，效法礼乐不动摇，坚持忠信品质，没有比自己低微的朋友，有错误不畏惧改正。这五个品质，只有“过则勿惮改”是美德，其余四个都是恶德。“不重则不威”，是装腔作势，做伪君子；“学则不固”，是被恶习所牢笼而顽固不化；“主忠信”，是忠君和信任狐朋狗党；“无友不如己者”，是攀附权贵，阿谀奉迎。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评述：慎重地祭祀死去的祖人要追及久远的祖先，这种尽孝习俗就会感化庶民的道德回归到深厚处。这是一种直言推理式，尽孝是民德深厚的原因或前提条件。很显然，尽孝这个条件不充分，原因不充足，不能推理出民德深厚的结论。其一，孝是许多自然情感中的一种，道德是各种自然情感的升华。其二，“慎终追远”是一种人为的行孝的表现形式，是对死者寄托哀思，孝更多的表现是对活着的老人的尊敬，如此片面的对死者表现孝的一种形式，怎么能推理出道德深厚呢？更何况祭祀最容易流于形式，过度了，反而在伤风败俗。其三，历史是的皇帝都宣称自己是“以孝治国”，不但祭祀祖先，还祭祀天地，“民德归厚”了吗？历史上的达官贵人都宣称自己是孝子贤孙，他们实际上做到了吗？。这条语录不是真理，而是谬论。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评述：这段话是子贡为孔子的“求之”作辩护。子贡的辩护是：把“求之”偷换成“得之”，“得之”的理由是“夫子温、良、恭、俭、让”。这种辩护当然是荒谬的，哪有具有“温、良、恭、俭、让”品质的人就一定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情况的？于是，子贡就狡辩：“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译文：即使孔子是求来的，我想也是不同于别人的求吧。）可见，儒生们都是门户之见的巧言令色之徒。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注：观，表现。
译文：父亲活着，儿子没有权力只能表现他顺不顺从父亲的志向；父亲死了，儿子有自主权力就要表现他按不按照父亲的遗志去作为的行为；在守孝三年里，儿子的行为表现没有违背父亲的待人处事的规矩，那才可以叫做孝。
评述：这条语录省略了主语“儿子”。这里所说的“孝”是十分荒谬的。
孝，本来是一种天伦之情，儿女对父母尊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血缘感情；在非福利社会里，尽心尽力地赡养父母是一种义务。这种血缘感情，可以根据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有厚薄之别，不是平等的，同时随着父母的死亡也会慢慢淡化，不应该给后人带来精神负担。这种义务，也根据情况不同有轻重之别，不是平等的，同时随着父母的死亡也就消失了，不应该给后人造成物质负担。而在福利社会就没有儿子赡养父母的义务，而是社会上所有青年人通过纳税的形式去赡养所有老人的义务。
孔子却要求：父母亲活着时候，儿子不仅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更重要的是按照父亲制定的规则去待人处事，顺从父亲的思想，养成父亲的习性。父亲死了，儿子当家作主了，三年不能改变父亲的规矩，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孔子把“孝”这种血缘感情说成是“孝道”和义务，是一种法理了。这就混淆了感情与法理两个不同的范畴或概念，情与理混为一谈，就弄出荒谬的“孝道”来。“孝道”是孔孟之道的最大、最基本的原理，是感情高于法理，要求和赞扬“徇私枉法”，父亲搞邪门歪道，儿子也要顺着。所以，“孝道”是青年人的思想牢笼，是窒息自然智慧和创造力的污泥浊水，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福利社会的思想障碍，是各种邪门歪道的根源，是谬论。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礼的运用方式，以和让最为高级。在先王所制定的道德中礼是最高美德，事无大小、人无大小都由礼来决定。如果不能按礼去行动，只知道一味地去和让，不用礼去节制和让，那种和让是不可以去执行的。
评述：这条语录论述“礼”与“和”的关系。“礼”是“和”的本体，“和”是“礼”的末用；“礼”节制“和”，“和”由“礼”而发出。事无大小、人无大小，都要遵循礼去和让，不然的话就“和而不流”（《中庸》）。“礼”是先王制定的道德中最高的美德，所以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里使用“礼”的频率高，但是没有定义“礼”。依据《论语》所说的“礼”的意思是：礼仪和礼制。礼仪是对事无大小、人无大小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贵贱等级的严格要求和限制，礼制是维护礼仪的制度，越礼就会受到制度的惩罚；礼仪是复杂的，礼制是严酷的。礼仪和礼制都是大人、男人、上智治理小人、女人、下愚的礼法，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此而来。所谓“先王”是指制礼乐的周公，孔子说：“吾从周”。所以“礼”就是“周礼”。“和”是周礼的运用，是君子之间的礼让，与小人没有关系，小人只能服从、顺从，所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于是，在““礼之用，和为贵”之下，周王朝就稳定而和谐了，即所谓的“和谐社会”。这种“礼之用，和为贵”是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集团利益的，是压迫和剥削庶民的工具，是与民主法治水火不容的。
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注：（1）复，重复，反复。（2）因，《毛传》云：“因，亲也。”
译文：信与义的意思相近，可以相互重合解释；恭与礼的意思相近，鞠躬有礼就会远离耻辱；亲其所亲，也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
评述：这条语录罗列了信与义、恭与礼、因与亲等三组概念，每组作了比较。但是，界定不明，语焉不详，意思模糊，引起多种多样的解说。宋儒的解说纷乱，随心所欲地添加了许多溢美之词，这里不引用了。这条语录是对君子的要求，君子是做不到的，小人更无需去做到。
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评述：这条语录对君子提出四个要求，与小人无关。“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是做不到的，不奢侈就是庶民的万幸了，孔子本人就“肉不厌精”、“危邦不入”。小人当然是追求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没有奢侈的权利。“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是语焉不详的大话、空话、假话。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评述：在小人看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比“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品质好一些。“贫而乐”，是君子做不到的；“富而好礼”，就是以“礼”来压迫和剥削小人，是为富不仁。孔子的观点时时处处与小人相反，总是要欺负和奴役小人。
16.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评述：赞扬子贡懂得《诗》。
17.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译文：不要担忧别人不了解自己，但是要担忧自己不了解别人。
评述：这是告诉君子一条做人原则：要善于隐瞒自己，了解对方，以便以阴谋取胜。一个善良人，是光明磊落的，应该担忧别人不了解自己，为了别人了解自己，就要去演说，公开自己的主张，公开自己的财产；同时，也要担忧自己不了解别人，致使误解别人和给别人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