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红色经典有哪些
红色经典书目埋改厅：《红岩》、《铁道游击队》、《闪闪红星》、《小英雄雨来》和《青春之歌》等。
1、《红岩》
小说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许云峰、江姐、陈然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2、《铁道游击队》
这是一部描写在抗日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弯隐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中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支特殊的游击小分队以打击日伪军的交通线为目的而与日伪势力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事。
5、《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以高亢激昂的旋律为爱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一首青春的赞歌。
B. 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题材取自哪段历史时期
以30年代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为背景，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讲述着一个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的几十户贫苦人家里头所发生的故事。以一位年仅八岁的孩子——潘冬子为人物中心安排情节，设置矛盾，体现了主人公在党和前辈的教育、帮助下，逐渐成熟起来的过程。
C. 红色经典的史诗性什么叫做史诗性如果侧重在文学史实性，我应该怎么来写论文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着，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
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
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
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
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
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
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
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
“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
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
《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
《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
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
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着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
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
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
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
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
“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着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着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
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
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
《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
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D. 什么叫红色经典、那些属于红色经典.急求
红色经典释义：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
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
属于红色经典的作品：
1、《红岩》
《红岩》是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国民党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
1961年12月，正式出版，此书重印113次，再版2次，册数则超过了一千万。作为红色经典作品，轰动一时。作者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此长篇小说《红岩》，后改编为红色电影《烈火中永生》。
2、《红日》
《红日》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制片厂） 拍摄的战争故事片，由汤晓丹执导，张伐、高博、中叔皇、李农等主演，于1963年5月1日上映。
该片根据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以涟水、吐丝口、孟良崮三次战斗为主线，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消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
3、《红旗谱》
该片人物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编导者将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作为主线，并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了其他各阶层人物及其矛盾，在诸多矛盾斗争中使人物形象得以确立。
4、《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成长命运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5、《保卫延安》
《保卫延安》是一部着名的“红色经典”、“英雄史诗”，作者杜鹏程从基层写起，描写了一九四七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敌人以十倍于我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发动疯狂进攻的情况下。
由防御转为进攻，取得西北战场辉煌胜利的故事。赞颂了无数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许多解放军指战员镇定自若、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
E. 红色经典是指什么
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
红色之惑
[1]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艺术界，在文化市场掀起了“红色经典”的浪潮，在不断地涌现十分成功的影视书籍作品的同时，一些质疑“红色经典”地位的质疑回声不断。“红色经典”引起了娱乐界“乱花迷眼”的局面，实质反映出理论界厘定“经典”品格和“红色经典”经典气质的困惑。
为何经典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应该是自20世纪初开始的几代人不断地努力、奉献、牺牲的结果。评定是不是经典作品是有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条件特征的，诸如经典文本所应具有的超越时间性、内涵普适性、民族文化史诗性的等品性。就红色经典而言它具有时空上的超越性，因为它不可避免的或深或浅的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痕；红色经典的作品在认识结构、知识水平、世界观、价值观等形成了一定的系统，并且普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红色经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所遗忘，也没有因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红色经典”一经典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语命运的深层关系，揭示了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历程，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有力力量。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
经典产生的必要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历史的必要，在那个由传统经典文化导致政局动荡的年代，红色经典就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只是局部的否定，可以说红色经典是基于传统经典文化而超越于传统经典文化。历史的车轮在转，一个时代更替又一个时代，前一个时代在传统经典的掌控下走向了灭亡，而新的时代要靠新的经典来开启，红色经典就这样应运而生。可以说红色经典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没有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没有了陈腐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禁锢；没有了腐朽的三大主义的羁绊。剩下的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和与这个时代的相契相和。 我个人比较喜欢《毛泽东诗词》，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戎马的见证，也可以说这是整个红色经典的演变。诗词中包含了太多的红色革命、红色精神以及红色经典中的世界观、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完全体现。像《沁园春·雪》中写的那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然他们有无数的辉煌但终化作尘土、成为过去，而我们要向前看，实力在发展当下最重要，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又像“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地主鞭”则反映了农民翻身做主不畏强暴斗地主的豪迈激情。还有“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还有“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或许有人会觉得《毛泽东诗词》的文学成就高于红色经典的成分，它不像其他的所谓红色经典的书籍《红岩》、《林海雪原》一样，能够很好将红色经典的部分表现出来。但我总觉得《毛泽东诗词》确实跟随着红色经典成长的，从开始的革命思想的引入、思想解放的宣扬，到后来的革命的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的形成。丛红军长征的艰苦到土改时农民的欢心鼓舞。一本诗词，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个时代。
红色重生的原因
红色经典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逐渐出现在文化舞台上，由此也带来了很大商业契机，吸引了无数的关注与传承，然而由于红色经典作品德泛滥与商业化的加重确使红色经典出现了后现代的文化色彩，不再具有以前那种纯粹的精神色彩了。红色经典中的那些平等观念、道德思想注意、民粹主义确在受着商人们的包装和毁改，变得不伦不类。
应该如何继承经典
经典不是真理，只能说它有某些优越性，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错误的。就像传统经典文化一样，它的优越性绝对要高于红色经典，因为它传承了几千年。但红色经典有它的先进性，因为它是在与时俱进中产生的，但并不表明它是完全的正确，真理是要靠时间来检验的。正确的精华我们要保留，错误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剔除，来保证红色经典的纯粹性。 一代又一代过去了，红色经典传承的重任又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唤起红色经典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保证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完全演变成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但我坚信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经典、这样的一群人会创造别样的辉煌。
编辑本段二、着作《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 属于前者的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主演钱浩亮、刘长瑜）《智取威虎山》（主演童祥苓）、《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主演杨春霞）《平原作战》《磐石湾》、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演奏殷承宗）、钢琴协奏曲《黄河》（同前）。 属于后者的有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创作于195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以前），电影《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英雄儿女》（创作于文革前）《闪闪的红星》（文革中）《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焦裕禄》（文革后），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1949年以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文革前）《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文革后）。 由于文革十年反复播放样板戏，人们已经养成听唱的下意识习惯，1976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样板戏的选段仍然被照常播放。曾陆续引起巴金等人的批评，遂渐次淡出。1980年代晚期开始有人（崔健）试图以翻唱《南泥湾》等方式，对被认作神圣的红色经典进行解构；后来这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对此当时的批判声极其强烈浩大，其后渐次式微）。这种诉诸感性的颠覆方式（文学方面以王朔为代表）比理性批判的效力更大、更直接。19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市场冲击下感到惘然的人们和演艺界借助市场运作手段经营两股动力推动下，出现微弱复兴迹象。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有近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2003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取材自同名戏剧又加以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侮辱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包括《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沪剧院的党总支书记金女士在内的人士，均对所谓“戏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文牧夫人则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2004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认定这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着、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着的核心精神、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编织太多情感纠葛，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肆意扩大原着容量，“稀释”原着，影响了原着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但也有批评说，“如果红色经典真有什么‘亮点’，它也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和侵犯，来自民间意识在审美形态上依然被顽强地保持并制约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限制”。“应该让历史来检验，而不是急于禁止。”围绕这一冲突，官方意识形态、商业运作和民间批评者间的纠缠、紧张，还看不到终止的迹象。
F. “红色经典”指什么
建国之初的“红色经典”，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中国人曾经豪情万丈、斗志冲天，但在衣食无虞、一切应有尽有的今天，许多人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与空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的安慰作用。红色经典由于特定的制度因素面担当的角色,及其体现和塑造时代精神的能力,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所难以比拟的。作为一种革命话语,它承载着历史叙述的重任,即以进步的历史观念理解过去、证明今天和明天。同时,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它又容纳并造就了几代人的生活想象、青春熟情和成长希望。因此,"红色经典"有着其它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历史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红色经典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也是当下的,原作仍在被不断阅读、观看、欣赏,并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一种资源,被反复改编、重拍、翻唱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它把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和蔑视的普通民众塑造成英雄,这区别于“五四”时的俯视和怜悯平民,平视加仰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
红色经典表现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其追求和创造的超越一己之利的高远艺术境界,是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当今的文学写作缺乏的,需要学习和汲取的,特别是挣脱“经济力”的束缚时,更需要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