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论是什么
儒 家 思 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着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着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着《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着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Ⅱ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
九大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更是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提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儒家思想核心，就个体而言，是仁义礼智圣德性论“五行”思想；
就社会而言，是德道思想，即博爱、厚生，公平（涵盖“中”）、正义（涵盖“正”），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等，它是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1、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亮老迟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2、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
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3、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4、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5、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
此外还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6、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7、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
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8、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敬李
(2)人治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思想扩展阅读：
儒家思想简要介绍：
儒家是中国古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和墨家并称显学。 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时，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含纤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
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
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
2、儒学领导力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代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
当代发展儒学思想主要用于企业的管理，应用儒学思想延伸出的领导力智慧是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必修课，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了当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3、文化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参考资料：网络-儒家思想
参考资料：网络-儒家思想核心
Ⅲ 传统人文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果真是人文主义文化吗？是的，的确是这样。然而，人文主义思想就必然地能导致自由与独立，民主与平等吗？恰恰相反，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其主导方向竟然是王权主义，并使人不成其为人!
一：中国的人文主义
老子与孔子是中国人文思想发展中的两位巨擘。此二人把先前零星的人文思想上升为理论。老子把人还给自然，孔子把人还给社会，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根基。
其一：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提倡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先人而后神。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们在自已的思想体系中几乎都给神安置了一席之地。老子以道作为最高存在支配一切，他从本体论上抛弃了神，可是在信仰的范围内仍然保留着神。孔子从信仰的角度，提出了“祭神如神在”的观点。思想家们通过如此这般的对神道观念的改造和修正，确立了一系列的人文主义思想。诸如：以民情知天命，先人而后神，敬鬼神而远之，神道设教等等。这样，人成为了神的目的，神则沦为人的工具。从实用主义出发，人确立了彻底优于神的地位。
其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利用自然，为人造福。既然人能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神，自然也会以同样态度对待自然。思想家们把人作为自然的生存物，认为人的活动要受自然制约，如想求得与自然相谐，“法天”、“法地”、“法四时”是最基本的手段。而人既然可以利用效法自然，把握自然规律，与自然相谐，其进一步的发展就顺理成章是利用自然规律，使自然成为人的福地。如此，人生成于自然，最后，则成为了自然的主人。人确立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优先地位。
其三：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强调人性，并以人性为基础推演社会的人际原则。既然神与自然都成为了工具手段，那么人就自自然然成为了天地间的主宰。那么人的自信是一件非常可以理解的事了。这样，人基于对自身的自信，以自身的根性为基点去推演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理解了。果然，传统思想深入探讨了人性问题。虽然对人性的善恶各有不同看法，但最终仍旧归结于对人本身的自信。孔孟认为人性本善，人追求道德的完善是一种天性，仁义礼智是人的性善的逻辑展开，人在向善的过程中通过同自身的欲望作斗争不断提高和发展自身的价值。荀子虽以为人性本恶，但他又以为人可以通过学习教化去恶从善。这样，他和孟子就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比较例外的是韩非和杨朱，韩非与杨朱都以为人天性喜欢追求名利，但他们又认为对名利的追求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正是通过追求名利，人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的价值。老庄则以为人的价值与回归自然的程度成正比。这实际上是提倡消灭欲望，不过，消灭欲望其实依旧是一种道德化的自我完善过程。如此，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基于对人自身的信念，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定位于道德的自我完善，彻底将人改造为了道德化的人。而所谓有价值的生活，就是有道德的生活。如此，社会关系成为了以完善道德为目的的人际关系。这样，人文思想的路向变得狭窄了——人文思想简化为了伦理道德思想。
其四：人在自我追求中主要是求圣化而不是神化。
当人成为道德化的追求，人的社会生活是一种道德化的生活，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以道德为依据和目的的伦理人际关系时，人的最大价值便是成为道德楷模。这样，人在自我追求中寻求圣化成为了逻辑必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的圣人谱系。这些圣人悲天、悯人、以救世为已任，集一切社会美德于一身，更重要的是，这些圣人能洞彻天机，把握神意，了解自然，是天地与人之间的最强有力的枢机。正是他们，把自然与神作为人之手段落实到了操作层面，使人在社会生活中尽情的发挥人之主观能动性，于道德化的前行路径中享受尘世的幸福。
其五：把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作为认识与实践对象，使天地人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和谐一体。
既然人要把自然、社会作为工具为我所用，既然人要以自身根性为基点展开社会生活，那么，自然、社会与人就逻辑地成为了人的认识与实践对象。而在这样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人的基本追求是享受人之为人的尘世幸福生活，人的最高追求是成仁成圣。正是以前者为底线，后者为价值旨归，人将社会、自然融入自身，使自身自然化社会化，也使自然与神人化。如此双向互化，天地人便一体化了。而天地人的一体化，使人必然的陷落一个庞大的罗网之中，在这个网络之中，不可能有自外于他人的人的存在。于是，所谓道德完善就不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一个以人的道德化为目的的社会里，社会的全面道德化才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唯一归宿。所以，个人的道德完善只是社会完善的基础与起点。顺理成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了中国人的道德追求路径——这是一条必然之路，在这一条路径中，存在着一个无法解除的悖谬。一方面，在这一路径的行进中，个人的价值与作用至高无上，神与自然被抛到九霄云外，其他社会关系与因素也处于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在向高一级路径迈进的过程中，由于其不是对自己负责，而是对社会与他人负责，作为个体人的根性便逐渐消失。也就是说，人越是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越发使自己融入社会而遗忘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最后，人越来越自然化、社会化，直到彻底失去自我。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人文思想。他将自然与神作为人的手段，人成为人的生活目的，尘世生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肯定。同样，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彻底，才使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只可能是成圣成贤，只可能是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全面道德化。不过，社会生活与人生目标的全面道德化往往使人从理论到实践沦为非人，这恐怕是这些思想的原创者们始料未及的。如果有思想家能修偏纠颇，在中国传统思想的伦理道德主题之外，另行原创关于政治、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也许可以又有一番景观。遗憾的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良好愿望。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所谓人文思想与专制主义合流，使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变成了彻底的非人化自我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