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楊奎松：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選擇政治道路
楊奎松：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選擇政治道路
11月25日，華東師大特聘教授楊奎松在復旦大學星空講壇開講，題目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道路選擇問題」。講座未開始，教室里便已擠滿了人。楊教授先談起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的中國遊客「不文明」亂象，他提出：為什麼有「中國人不文明」的說法，當下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該如何解釋？是中西文化形態上的沖突，還是文明發展程度上的沖突？
楊教授認為，今天大家看到的這種「不文明」的問題，絕不是亨廷頓講的那種「文明」的沖突，而是不同社會發展程度所帶來的人的觀念意識習慣差異問題。所謂「不文明」形成的原因，簡單說來，就是農業人口對城市公共生活方式的嚴重不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人口從原先的百分之十幾一路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急速擴張的城市化使大批農民成了市民，無論是適應國內城市生活方式，還是適應境外更現代的城市生活方式，都需要時間。問題是，當下中國人多數還處於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過渡時期，多數人缺少「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公共意識，包括法治觀念。
「因此，這樣一種『文明』的概念，更多的是指一個人的公共意識水平的問題。從傳統的『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農生活方式，到遵守現代社會共同的規范、法律，養成在利他的基礎上利己的觀念意識，一個『文明』的人和一個『文明』的社會都要依賴於習慣的養成。而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代人很難實現，可能要兩代、三代人，還需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逐漸完善的法治的社會為基礎。」
楊教授說，「不文明」亂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也同樣存在。不僅西方社會同樣有一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進程，而且隨著大量移民的出現以及各國原有的因種族、族群的歷史隔閡而導致的發展差異，都使西方社會中一樣存在著文明發展程度不同，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觀念差異很大的情況。更不必說當今世界還有許多落後國家，還有很多人生活在部落社會中，或較原始的農牧業社會中，即使他們中一些人去西方留過學，有高等教育的文憑，他們往往還是會和工業社會中的人的觀念意識格格不入。當今世界一概拿現代西方社會已經達到的法律道德標准來衡量，甚至來要求所有國家、所有人，就更是容易弄出亂子來了。
理想受限於現實
楊教授研究的是中共黨史，所以會談到諸如社會發展程度問題、知識分子觀念差異問題等，這是他研究探討各色人等在1949年中國政治重大變革關頭的不同選擇問題時衍生出來的一些思考。在《忍不住的關懷》增訂版加寫的「余論」中，他特別從理論的層面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討論。
楊奎松著《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楊教授相信「存在決定意識」。他提出，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人，其思想觀念總是要受到他所處時代及其條件的局限和左右的。從柏拉圖到盧梭，從馬克思到毛澤東，時代的烙印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無不歷歷可見。但是，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就是以國民的政治認同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和普遍化。自十七八世紀歐美新型國家陸續形成後，世界各民族、各族群全部重新洗牌，先後進入到一個新建和重建國家的過程。古代那種「部分為整體而存在」的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也逐漸為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種種集體主義意識形態所替代。
現代民族國家，本質上就是以相互平等的國民個人的共同認同為基礎的一種政治共同體。但是，在二十世紀初古代中國開始邁入現代社會之門，必須重建國家之際，絕大多數國人實際上還處於封閉的農業社會的生存條件之中。而擺在少數能夠接觸到西方啟蒙思想的知識人面前的，則是國際間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和國人在國際上被人看不起的嚴酷現實。
何謂知識分子？一個形象的說法稱他們為「社會的良心」。所謂「社會的良心」，一方面說明了他們生存的條件，一定是現代的；另一方面說明了，「知識分子不能犬儒」。換言之，現代知識分子理當有馬克思那樣的胸懷：把研究、思考和探討人的平等、解放問題，當成自己的志業，亦即首先要有人權、人本、人性的意識，要站在關愛人的基礎上來尋找人類解放的方法和道路。
但是，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卻由不得他們走歐美知識分子那樣先啟蒙，再建國的道路。如果說英、美、法等現代國家的形成，都多少經歷了一個眾多國民自我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的話，那麼在中國，這樣的程序卻不能不反過來。自二十世紀初開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半都成了「愛國」第一，「愛人」其次的政治主張者。
楊教授舉了幾個例子：
嚴復
嚴復，中國最早的西方啟蒙思想的譯介者，他自1895年後即十分積極地譯介西方的人權、自由、法制思想，反對君主專制。然而，1905年以後，他卻轉趨保守，重新認定中國非「專制」不可救。
比嚴復轉得更快的是梁啟超。梁接受西方思想影響比嚴復晚，戊戌變法受挫之後赴日本避禍期間才開始較系統地接受並大力宣傳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然而，1903年游美之後，他就迅速回歸保守立場，開始主張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了。
毛澤東，1919年開始涉足政治，起初也是跟著主張改良的胡適走，相信社會改造要一點一滴，從個人的修身養性做起，堅決反對暴力的流血革命。一年之後，和平改良嘗試失敗，他即轉而接受了陳獨秀、蔡和森等宣傳的俄國革命的觀點，開始主張階級革命，相信非用暴力和專政不能改造中國了。
同樣有此變化的，還可以舉出深受英美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獨立評論》派。他們全都是英美留學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是，1933年前後卻圍繞著如何救國的問題發生了分化。其中丁文江、蔣廷黻等一幹人，轉而開始公開主張中國必須實行「新式獨裁」。
《獨立評論》
導致中國眾多知識分子在20世紀幾度發生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國家命運的高度關切與憂慮。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們中許多人寧可暫時犧牲個人的利益，並且認定這也應該是全體國民應做的選擇。當然，既然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政治認同，因此，政治理念不同，知識分子們所愛的國也會有所不同。
比如，同為自由主義者，1949年胡適選擇幫著蔣介石去維護「自由中國」；儲安平選擇留下來追隨共產黨建新中國；張君勱則既不留大陸，也不去台灣，為堅持他的理想，寧願去作「白俄」。但是，他們無不自認為自己是愛國者。
為什麼追隨共產黨？
新中國建國後，不僅儲安平等留了下來，不少留學國外的知識人也都選擇了回國。他們選擇的理由基本上也是一個。
物理化學家傅鷹
比如物理化學家傅鷹和夫人1949年時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卻毅然於1950年10月回到大陸來幫助共產黨建國。和今天講得較多的在他之後回國的錢學森不同，傅鷹最初對共產黨並不十分信任，一直到整風反右時，他還發表過不少批評共產黨幹部的言論。但是，就連毛澤東也認為他是衷心擁護共產黨的，明確指示不能把他劃為右派。為什麼呢？
傅鷹在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期間不止一次地講過，他對共產黨有看法，但也很佩服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讓長期受屈辱的中國人揚眉吐氣了。
他說，讓他最先開始看好共產黨的，是1949年解放軍渡長江的時候，竟然打了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打了英國人，中共不僅不道歉，還接連發表言論痛斥英國政府，這讓還在美國的他特別解氣。回國後，正趕上中共出兵抗美援朝，看到解放軍能把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人趕過三八線，他更是覺得痛快。再加上看到中共剛建國就能調動幾省力量去整治淮河、能夠一鼓作氣完成了許多國人空喊了幾十年的土地改革，這都讓他由衷地認同共產黨。他說：我和共產黨奔的是同一個門，都是為國家，共產黨領路領得比我好，我當然跟他走。
根治淮河的歷史圖片
另一例子是史學家顧頡剛。顧頡剛同樣有好幾年不喜歡共產黨，但逐漸逐漸就變了。楊教授在講座中舉了顧頡剛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59年的四篇國慶日記，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思想轉變的軌跡和主要原因：
1952年國慶日記（上海）
此次國慶節，將作終夜狂歡，局中同人有殘弱者，聞之愁絕，蓋秋夜甚涼，慮不勝也。又政府規定，多加遊行之資產階級須一律穿筆挺西裝，系紅領結，婦女須穿花花綠綠之旗袍，以有外國人參觀，為表示國力富裕，故打破節約教訓，邇來社會，行為雖整，心術愈詐，蓋導之自上，實亦國家隱憂。既已切實建設，何必盡量作表面文章乎！
1953年國慶日記（上海）
今日所見遊行隊，與昔年所見異。一，……今皆無之。二，……今亦無之。此皆轉變滑稽為嚴肅之徵。
1954年國慶（北京）日記（上海）
今日八時半到天安門，二時退，實站立五小時半，膝頭覺僵硬矣。憶廿年前，正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蓄意挑釁，在東長安街演習，汽車上大書一「戰」字，日本婦女在林中送茶，予目擊之，心痛甚，想到：「只要中國強，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見，中國競強矣，為之大樂！此皆黨之功也。
1959年國慶（北京）日記（上海）
今日為予首次進人民大會堂，其偉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譯音收聽器（即麥克風），以發言者皆外賓也。此次國慶節，外國參加者八十三國，幾包盡世界之國矣，盛大哉此陣容也！
1959年的人民大會堂
傅鷹、顧頡剛等人為什麼會有這樣思想轉變？楊教授以為大致有四個原因：
首先是共產黨統一中國及強硬外交帶來了民族自豪感；其次是共產黨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猛進讓人振奮；再次是共產黨的階級宣傳和思想灌輸使知識人產生了一種原罪感（相較於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不勞而獲）；最後是「小我服從大我、個人服從國家」的愛國宣傳強化了他們的傳統道德感。
由上不難看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很大程度上和他們所面臨的時代及環境的條件有關。雖然不少知識分子原來也曾經是歐美教育出來的，深具超黨派、超民族、超國家的自由主義觀念，但是，現實的國際環境和國人在國外的屈辱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他們大都成為了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愛國」為先，「愛人」其次，這是理想受限於現實的一種結果。
當然，楊教授最後說明，這樣的情況也並非只發生在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愛國在先，還是應該愛人在先，這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發展至今困擾著許多國家知識分子的一個世界性難題。民族國家存在一天，這樣的難題也就會一直存在下去。
『貳』 什麼叫知識分子
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
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范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它是在人類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和一定的文化條件下產生的。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說頗為不同。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又是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政策的對象，其中的黨外人士還是統一戰線工作的對象，除了一般理論上的界說外，還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目前，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和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將長期存在，最終將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及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消失而消失。
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由於受西學影響，朦朧地把知識分子與知識階層區別開來，如稱知識分子為「學界分子」，稱知識階層為「知識界」等。直至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識分子」，和「知識階層」 兩詞。1933 年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明確規定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階層，屬於「腦力勞動者」。
（1）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中四大勞動者之一：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專業技術勞動者。如：教師、醫生、工程師和科學家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
（2）知識分子是古代讀書人，或古代「士」的現代延續。古代讀書人的抱負是要以天下為己任，為國（帝）分憂，為民請願，並且皇帝也確實會禮遇和尊重他們。從這個角度，現代中國社會已無知識分子。
（3）現代社會仍然有喜歡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或以知識分子為敬語的習慣，一般指學歷較高、讀書較多的人。
（4）知識分子的蔑視名稱是臭老九，反映在元朝、文革及以後時期知識分子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低下。
（5）黨外知識分子，是指在同時代社會勞動者中具有較高程度文化專業知識，並以創造、積累、傳播文化專業知識為專門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是社會分工和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的不普及而在特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一個社會腦力勞動者階層。
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國外的主流看法是：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群體，是國外通稱「中產階級」的主體。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知識分子」這個詞是西文的譯語。台灣大學社會系的葉啟政教授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討論。按照葉啟政的看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就現行較常用的英文來說，一個是intelligentsia, 另一個是intellectual。這兩個詞分屬東歐和西歐，含有不同的歷史意義。intelligentsia來自俄國，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一小圈人物。當時的沙皇俄國相當落後，留學生帶回西歐社會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滿當時俄國的狀況，或者滿懷烏托邦的理想高談闊論並模仿西歐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著手實際的社會改革，他們當中後來產生出不同的思想群體，如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康德主義等。另有學者認為，intelligentsia這個詞源於波蘭，1844年即由李貝爾特（Karol Libelt）使用。當時的波蘭有一個文化上同質性很高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心理特徵、生活方式、社會地位、價值體系都獨具特色。這個階層是擁有土地的城市貴族，與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有別，為了維持其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設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體系。在此體系中，學生學習各方面的知識，突出培養強烈的領導意識與社會責任。由此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非常重視自己的學歷並以此為榮。後來這種貴族式的精神為波蘭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繼承，他們勇於批判社會，以國家大事為己任。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批人成為救國和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從intelligentsia這個詞的歷史含義來看，知識分子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這個階層及其傳統特性在十月革命後已經逐步瓦解消失。蘇聯時代以及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先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人才，不再指具有強烈社會意識及批判態度的特殊階層。西歐「知識分子」一詞的來源與東歐不同。Intellectual來自法國，起源於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訴！》為題給總統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重審德雷福斯被誣案。第二天，這封公開信在《曙光》報上刊出，主編克雷孟梭用「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幾個字來形容它。此後，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們就理解為主張或同情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聞記者們，他們對時政和時局多所指陳訾議，是政治上激進色彩很濃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專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上傑出的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這種傳統淵源於法國大革命後一批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反抗當時社會既有的標准及措施，談論、鼓吹實證哲學，具有相當濃厚的革命氣息。這些人大都不在學術界，而是長年逗留在咖啡館中高談闊論，帶有波西米亞聖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就此傳統來看，intellectual沒有社會階層的含義，而注重個人心態及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由於這兩個詞的歷史含義有所不同，因而在現代英語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則專指「知識階層」。
在中國古代，與近代西方「知識分子」涵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占據著中心位置，位居士、農、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的說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功能。中國歷史上，自秦漢以降，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里選和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度，「士」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指出：中國知識分子來自一個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源頭。從孔子開始，知識分子就以「道」自任，而這個「道」是中國所特有的。先秦三大學派——儒、墨、道——盡管各道其所道，但他們在代表「道」說話這一點上卻並無例外。西方近代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脫離中古宗教的「俗世」（Secular）人物。他們盡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們批評社會則不必根據宗教信仰或神學理論。相反地，他們的憑藉往往只是個人的「理性」或「知識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託在基督教。這是上帝所啟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會僧侶與神學家——和世俗政治權威並立的精神權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識分子不肯自承源於這個宗教傳統，因為他們已不復遵守「凱撒之事歸之凱撒，上帝之事歸之上帝」的原則，他們要管的正是凱撒的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直接承三代的傳統而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樂已不再出自天子，而出自諸侯，故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統治階級既不能承擔「道」，「道」的擔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禮意」的「士」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孔子以前的「士」只是古代貴族社會中的一個固定階層，孔子以後，士的處境開始變化。孔子首先便對「士」重新加以界說。他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又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同上「憲問」）這種新的「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原型。上古的「道」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這個傳統到了孔子手中卻並沒有走上「天道」的方向而轉入了「人道」的領域。孔子以後，百家競起，雖所持之「道」不同，但大都以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為最後歸宿。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受到他們所承繼的文化傳統的規定：就要管凱撒的事這一點來說，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但是就代表「道」而言，則又接近西方中古的僧侶和神學家。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鴉片戰爭後，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伴隨著廢科舉、興新學而出現的，是在中國從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程中，從封建士大夫中脫胎而來的。他們或傳播新思想、新知識，或從事近代學術研究，或創辦近代企業，或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嚴復，梁啟超，張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今天我們在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時，它的涵義早已遠遠超出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過一定程度的專門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並具有相應職稱的腦力勞動者。
大體說來，在現代西方語境中，知識分子有三個基本特徵：第一，受過專門訓練，掌握專門知識，懂得使用象徵符號來解釋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識為謀生手段，以腦力勞動為職業，形成一個與社會中其他階級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於現存體制的、「自由飄游」的、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第三，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對時政採取批判態度，對現狀往往不滿。
大致上講，中國古代的「士」與西方近代知識分子有二點基本差異：第一，中國的「士」不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追求知識，而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注重倫理道德，追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王者師」，以儒學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產物，他們以「市民社會」為其生存環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民間立足，從事自由職業，獨立謀生，在這種環境中相對自由漂游，與現存占支配地位的體制及統治階級沒有多少內在的必然聯系；中國古代的「士」則制度性地依附於、服務於現存體制，他們既是現存體制的產物又造就並維護了現存體制，並且只有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或者後備軍才有存在的價值，「學而優則仕」正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徵。盡管中國的「士」也講求「弘毅」，講求「以天下為己任」，但只是當處於順境時，才表現出儒家的積極進取精神，一旦處於逆境，則轉向老莊，退隱田園，即所謂「儒道互補」。
根據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典型的的知識分子可包含哲學家、科學家、作家、藝術家、音樂家等等。在這里，知識分子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者，而是指腦力勞動者中關心人類文化價值、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那部分人，大體上相當於「思想家」。如果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竭其一生，不辭辛勞的發明了原子彈，為人類文化添加了重要的內容，但是他卻沒有在發明過程中，探究原子彈可能帶來的後果，那麼，這樣的科學家是創造者，但不屬於典型的知識分子。由於社會分工，人們的社會功能日益細化，使得人與社會的關系趨向以單純的職業關系為核心，科技的發展帶來了職業的專業化。我們有的是學有所長的專家，他們可以為社會大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方式、更豐盛的物質生活，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可能是淺薄的，對生命的了解可能是單純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才幹發揮在專業上，往往忽視了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因此，一個科學家或學者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關注事關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大問題（如戰爭、貧窮、可持續發展等）；一個小說家或電影導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除非他寫作、導演的東西不純為感官娛樂而或明或暗地觸及到較為廣泛深入的社會問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有一個被認為是基本界說的特殊涵義，即知識分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
現實社會中，這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通常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指這種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形象。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 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工程師、技師及其他技術人員的代表、醫生、律師、藝術工作者、教師、科學工作者和大部分職員都屬於這一社會階層。」在具體操作中，我國長期以來是把具有中專以上學歷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為知識分子。在有關知識分子的實際工作中，各部門使用的概念不一樣，組織部稱「科技幹部」，人事部稱「人才」。各部門對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據自己的工作范圍確定，例如統戰部就把自己知識分子工作的對象界定為有代表性、有影響的黨外知識分子。
『叄』 張雪峰老師告訴你:惹誰都不要惹知識分子
會說話的人，都是在生活中積累起來的。
『肆』 《余英時文集第四卷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txt下載在線閱讀全文,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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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余英時文集 第四卷
作者：余英時
豆瓣評分：9.0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5
頁數：318
內容簡介：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為余英時文集的第四卷，共選文15篇，主要考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內容包括兩方面：一是介紹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遞變，重點闡述了清代學術史觀念的形成以及戴東原、章學誠等人在此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二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士的興起、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統的梳理和檢討。
作者研究注重從不同歷史階段的個案出發尋求中國文化內在理路的連續性和價值的再發現，同時作者酷愛中西文化比較，如在談論作者歸納的知識分子兩大特性之一的「超越」時，作者把它與中國古代的「道」進行了比較置換，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從最初出現在歷史舞台那一剎那起便與所謂道分不開，盡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義」。
全書結構清晰，思路流暢，無論是整體編排架構還是具體行文都給人一氣呵成之感，同時作者學識淵博，見解獨到，文意貫通，雖著眼於古代，投射的意義卻是現代的。資料翔實權威，引用准確簡潔，對於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整體發展狀況及今天的很多文化現象都很有幫助，具有很高的閱讀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曾師從錢穆、楊聯升，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居美國。
沈志佳，博士，自2006年9月始任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前此曾於1993年至2006年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並於2001年至2003年間兼任美國匹茨堡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職位以及匹茨堡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