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田聰明的論述
在2007年召開的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胡錦濤同志就加強領導幹部作風建設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中央紀委、中組部聯合發文，要求各級領導班子要就此內容召開民主生活會，我們隨即要求新華社黨組同志結合學習貫徹的實際，准備發言。
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我到會聽了，印發後又學了，覺得對全黨的作風建設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幾個月來，我們結合實際學習、調查、思考，特別是圍繞新華社履行職能的問題，對胡錦濤同志關於「黨的作風體現著黨的宗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黨風正則干群和、干群和則社會穩」等加強作風建設重要性的論述；關於加強作風建設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做好新形勢下反腐倡廉工作」必然要求的論述；關於大力倡導八個方面良好風氣的論述等，反復學習領會，完善貫徹措施。
我對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一直是十分看重的。碰到黨員領導幹部作風方面的事，愛與憎往往反應到難以掩飾的程度。我在先進性教育「黨性分析材料」中說過，我對共產黨、毛主席的認識，是八九歲時從「減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隊員身上得到的，「共產黨愛窮人，毛主席大救星」的觀念和情感一直延續至今。後來我還經常談到由此形成的一個基本觀點：普通群眾主要是通過一個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的一言一行來認識黨、評價黨，來認識和了解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
回到新華社工作後，我在七次年度工作會議講話的最後一個部分中，都強調領導幹部的作風建設問題。比如在2001年的講話中強調了「公」「廉」「實」三個方面內容，「按規定程序辦」「狠抓落實」已成了口頭禪，而且強調抓落實中要堅持「信息靈、反應快、處置得當、從善如流」；去年社黨組民主生活會的發言《新華社落實「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實踐與思考》，從不同角度談了社黨組的作風建設問題。這些，對社黨組和全社的作風建設，保證新華社履行職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用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精神，特別是八個方面良好風氣來對照，新華社的作風狀況都存在差距，其中我最擔憂的是由於某些環節作風不實而導致報道失實和遲報、漏報等問題，影響我們履行職能。
真實是新聞信息的生命，因而維護新聞信息報道的真實准確及時，是新華社作風建設的永恆主題，我們也一直在抓。比如，2003年，社黨組專門下發了《關於確保新聞報道真實性的七條規定》；2004年，我和南振中同志給國內各分社社長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他們從記者采寫開始為確保新聞信息報道真實性把好關。我們一直強調新聞信息報道要真實准確及時。真實就是報道必須是客觀存在，這是核心，沒有任何理由能為失實報道辯護；准確就是報道新聞要素的表述要用詞達意，對真實不能有多種解釋；及時就是要在真實准確的前提下搶時效。我們還不斷強調當好記者就必須沉下心來堅持不懈地學習、調查、思考，要掌握廣泛的知識和群眾實踐的第一手資料。總的說，海內外媒體和社會各界對新華社報道的真實性、權威性是充分肯定的。如《哈爾濱日報》時事部副主任王業軒針對「紙餡包子」假新聞說，中央媒體轉發了這一爆炸性的新聞後，我們沒有在第一時間報道，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發現新華社的相關稿件。相反，第二天即7月16日，新華社播發了《北京抽查早餐攤點未發現「紙餡包子」》一稿。王業軒說，實踐證明，還是新華社的稿子最安全、最讓用戶放心。
但我們深知維護新聞真實性的艱巨性、長期性，尤其是新形勢下的復雜性。今年以來，國內新聞界出現了「財政部對取消利息稅尚無動議」「調高印花稅的內幕解密」「山東濱州黃河大橋通車」「一個退役軍官的艱難生活」等失實報道，特別是「紙餡包子」電視假新聞令人震驚，既損害了國家的形象，也損害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對照中宣部等三部門下發的《關於北京電視台播發虛假新聞的通報》和《關於進一步加強新聞宣傳有關問題管理的通知》精神，新華社雖然沒有出現這類嚴重的假新聞，但今年以來的少數報道中也出現了一些失實、抄襲、雷同等問題，有的重要新聞事件還出現遲報的情況。如，1月18日播發的漫畫《絕非兒戲》與貴州漫畫家劉雍早年作品《危險的嗜好》雷同；《半月談》3月一期刊登的《一個移民村的變遷》一稿文圖不符；4月7日播發的《僅有1%的人願做工人，我國亟需實施人才優先開發戰略》，標題就不準確，「1%的人願做工人」僅是某機構在上海一地小范圍的調查，以此推及全國，明顯缺乏依據；5月12日播發的《「和諧號」：讓大眾更愛你吧！》，內容摘自網上和小報，既未註明出處，又未作現場采訪，經核查失實；5月17日《現代金報》刊載的《上百的哥醉心炒股》，從標題到部分細節都與《重慶晚報》刊登的《重慶上百的哥醉心炒股》雷同；6月7日新華網山西頻道未經核實轉發了中國經濟網當天誤轉一年前的舊消息；6月12日新華網「傳媒在線」把網民用計算機合成的作品放入「攝影佳作」欄目，與關於炒股的另外6張攝影作品放在一起，冠以《攝影：搶劫不如炒股》的總標題，很容易讓人誤解；對山西「黑磚窯」事件遲報；墨西哥通訊社發現新華社7月10日和21日兩條外文稿件內容雷同，兩名受傷運動員講話相同，有關編輯認為，用戶和讀者會質疑新華社稿件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7月1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遲報，路透社9：17報，道瓊斯9：20報，新華社則是9：32才報。
上述這些失實、抄襲、雷同、遲報等雖屬個別現象，但在新華社都是犯大忌的事。我想強調的是，遲報、漏報和抄襲同樣違背了新聞真實性的本質要求。遲報屬於報道時間上的延誤，漏報是由於各種原因形成的「該聞不聞」，都會造成信息沒有及時送達受眾和讀者；抄襲是信息收集者和采寫者不接觸信息源，更容易造成源頭性虛假。新形勢下，對這類現象一定要引起足夠的警惕。面對當前新的信息傳播和競爭激烈、新聞職業道德底線受到種種挑戰的情況，我們要在貫徹中宣部等三個部門通報、通知精神中進一步提高認識、完善措施、狠抓落實，以保證新華社忠實履行職能。
新華社誕生76年來，新華人有一個永恆的原則：真實是生命，因而也是新華社作風建設永恆的主題。由此而逐漸形成了新華社以勤奮學習、深入調研、聯系群眾、報道真實等為主要特徵的優良作風。今天想特別指出的是，新中國誕生後在全社開展的反對「客里空」運動。當時，中央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決定新華社實行統一集中的管理體制，將駐全國各省區市分社作為總社的派出機構，實行總社終審發稿。那次反對「客里空」運動，對新華社在我們黨執政條件下確保新聞報道的真實准確及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學習貫徹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中，我看到《文獻與研究》刊發的《一部話劇和一個時代的風尚—回顧毛澤東推薦話劇〈前線〉及其產生的影響》一文，即印發全社同志閱讀，強調在作風建設中要從「客里空」「戈爾洛夫」身上得到警示。
「客里空」是「二戰」期間蘇聯話劇《前線》中的一個典型人物，職業是新聞記者，形象是靠編造事實寫新聞，尤其是靠編造新聞來吹捧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都落後的領導。這個領導就是話劇中的另一個典型人物「戈爾洛夫」。戈爾洛夫是當時戰爭前線的總指揮、將軍、老資格，在蘇聯國內戰爭中打仗勇敢，有功勞，對黨忠誠。但他忽視學習、脫離實際、固步自封，已到了「二戰」時期，他指揮戰爭的思想觀念卻仍停留在國內戰爭時期的老經驗上。當一個年輕軍長提出「今天沒有真正的無線電聯絡，就不能指揮戰爭」時，他即斥之為「胡說」，還說要「教訓教訓他」。劇情結果，這位將軍因未經受住反法西斯戰爭的考驗而被撤職。話劇《前線》劇本1942年9月在蘇聯發表，正值斯大林格勒保衛戰；1944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看到了這個劇本，就要求《解放日報》連載，後又收入整風學習文件，並被不少文藝團體搬上舞台。時值中國抗日戰爭轉入戰略反攻階段。這部話劇在蘇聯誕生和在中國普及，都反映了當時黨政軍領導作風建設的需要。實踐證明，這部話劇在中國的普及，對推動革命戰爭中領導作風建設和新聞戰線作風建設，都產生過非常積極的效果。
實際上，新華社的作風建設中，反對「客里空」一直是重點，只是不同時期的內容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比如當前反對「客里空」，確保新聞信息真實性的主題是相同的，仍然是杜絕捕風捉影、編造假新聞信息和漏報、遲報重要新聞，及反對抄襲行為等；所要強調的基本原則也是相同的，就是采編人員必須加強學習，深入第一線調研；保障措施也是相同的，就是加強管理制度建設；工作的關鍵點也是相同的，就是強調領導不做「戈爾洛夫」，帶頭反對「客里空」等等。但不同之處也是很明顯的，而且必須高度重視，比如現在新聞信息豐富多樣，其中魚龍混雜的現象比過去多了很多，特別是網上可匿名發表信息的特性，使信息真假交織；新聞信息傳播形式和渠道多而復雜，花樣翻新，有時甚至是逼迫你接受；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通過多種形式向新聞信息報道滲透，在我們主動適應、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中，被誘惑或上當的因素比比皆是；在我國走向現代化、信息化過程中，特別是現代網路技術給我們的新聞信息收集和稿件寫作帶來了便利，同時也為一些不肯下功夫學習調查和現場采訪，僅靠網上檢索材料成稿的采編人員提供了可能；電腦技術的發展，使過去的「擺拍」照片發展到了可以移花接木、天衣無縫式拼接和重組圖像的地步，等等。這就使一些在思想上存有浮躁和急功近利情緒的采編人員，很容易忘記黨的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甚至為了眼前的一時名利、政績而不擇手段；某些環節的領導人忙於應付具體事務，忽視深入學習調研，從而使新聞信息報道管理跟不上，制度存有漏洞等等。
針對新形勢下反對「客里空」的復雜性，我們特別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必須不斷加強學習調查，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做「戈爾洛夫」。大量事實告訴我們，只有領導幹部保持良好作風，才能堅持不懈地抓好「三項學習教育」活動，才能採取切實的體制、機制性措施防止「客里空」，才能保證新聞信息報道的真實准確及時。這方面，我們已經和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加強學習培訓，深入采訪調研，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防止「客里空」
胡錦濤同志倡導的八個方面良好風氣，第一條是「要勤奮好學，學以致用」。這對新華社的各級領導和采編人員履行職責至關重要。胡錦濤同志指出：「不抓緊、抓好學習，就難以完成肩負的歷史責任，甚至難以在這個時代立足。」真實是新聞信息報道的生命，學習調查則是新華社的立足之本。為了促進全社同志的學習，我們在「三項學習教育」活動中，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我黨領導人有關學習和新聞真實性的論述摘出來印發；開展了從社領導到職工，推薦書目、撰寫讀書感言等廣泛的讀書活動；強調學哲學、用哲學，增強「存在決定意識」的觀念。我們還舉辦了陳雲同志學哲學用哲學講座，深入領會「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精神實質，增強調查研究的自覺性；制訂了中長期培訓規劃，實行全員培訓，規定每人每年接受培訓時間不少於40小時，而且從社領導開始講課，促進學用結合，教學相長；制定了對外語幹部實行外語水平考試的制度，一年考一次，並對考試綜合成績在前60%的參考人員給予獎勵，對小語種幹部還採取了特殊的培訓措施；對總社終審發稿人、分社采編業務簽發人實行考核考試措施等等。
二、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報道管理，用制度擋住「客里空」
近些年來，我們為維護新聞信息報道真實准確及時，在制度保障和監督檢查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是對「新華社記者證」的發放管理，對記者采訪活動，對以「新華社記者」名義發稿等作了規范。二是對總社終審發稿人和分社采編業務簽發人實行了統一考核考試、持證上崗、兩級動態考核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內容是：按照發稿量確定終審發稿人、簽發人崗位數；根據履行職責的要求確定終審發稿人、簽發人的基本條件；經部門或分社領導班子審核，凡符合基本條件的采編人員均可報考終審發稿人或簽發人，各部門、各分社參考終審發稿人或簽發人的人數須多於崗位數；經統一考試，以多於終審發稿人崗位的10%、簽發人崗位的20%，按考試成績從高分開始錄取，確認其資格；從取得資格者中，按崗位數和考試分數，由部門、分社領導聘用，發給聘書；對聘用的終審發稿人、簽發人，由聘用部門、分社負責按規定實行動態考核管理。經考核合格者，績效工資分配中按規定給予獎勵，發生差錯者則要按規定給予批評、黃牌警告、扣罰績效工資直至收回聘書、取消資格等處罰；終審發稿人、簽發人考核考試每年一次，取得資格者三年內有效。各編輯部、各報刊和各分社領導也都參加終審發稿人和簽發人考試，取得資格者，由社長、總編輯聘用。今年又明確提出，凡出現過「有償新聞」錯誤、虛假新聞錯誤、政治性差錯和抄襲行為，以及上年度考核沒有達到合格等次者，沒有資格報名參加終審發稿人和簽發人考試。三是嚴格執行稿件送審制度。主要是對涉及中央領導（包括退下來的老同志）和重大活動、突發事件、敏感問題等報道，必須按規定程序送有關部門、部門負責人審核，而且要有文字記載。四是及時通報新聞信息報道中失實、抄襲、遲報、漏報的案例，進行警示教育。五是實行有獎挑錯制度。就是對我們每天播發的各種形式的公開報道，歡迎所有受眾及時舉報差錯，經核實准確者給以獎勵。對發現的差錯凡能改的均要及時發改稿；對出現差錯的責任部門、責任人按規定給以批評或在考核中處罰；對由於報道不實給報道對象造成不良影響的要書面致歉。六是每天兩次采編匯報會都強調報道真實准確及時問題，堅持每周按條件評選表揚稿與「有明顯改進餘地報道」，而且點評主要差錯。七是對通稿、報刊和對外中文外文報道稿件實行閱評制度。八是將報道真實准確及時列為采編業務考核評價體系中的主要內容，並堅持用事實和統計數據說話。所有這些制度內容、制度執行的結果等，均在全社公示，接受監督。
三、要求社黨組成員和各級領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以不做「戈爾洛夫」防止「客里空」
我仔細琢磨了《前線》話劇中的「客里空」和「戈爾洛夫」兩個典型人物的關系，覺得戈爾洛夫不學習、不調研，滿足現狀、不思進取，喜歡被人吹拍、聽不得不同意見等不良作風，正是編造假新聞的「客里空」產生、存在甚至發展的一個重要根源。所以，要使反對「客里空」融入全社采編人員的實際行動，關鍵在領導。我們要求社黨組成員和各級領導不僅要繼續抓好自身學習、調研，嚴格把關，做好表率，更重要的是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從體制、機制上保證全社的作風建設更加得力、得法，富有實效，形成反對「客里空」的制度保障。
學習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講話，特別是對照八個方面的良好風氣，新華社黨組已經和正在抓的主要措施：一是抓統一思想認識的工作，通過增強履行職能的意識來反對「客里空」。幾年來，通過深入學習、調查、思考，進一步明確了新形勢下新華社的職能，即堅持以新聞信息報道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圍繞中心展開，忠實履行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國家通訊社、消息總匯和世界性通訊社的職能。
二是根據職能，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防止「客里空」。我們從有去有留，整合資源，減少重復勞動和資源浪費，發揮整體優勢的原則出發，逐步將與履行職能無關、管理混亂的700多個經營實體依法關停並轉，所有財務支出均做預算，由總社撥款，從而使各級領導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抓新聞信息報道上；將全社的采編與營銷「兩分開」，既防止「有償新聞」「有償不聞」，又保證采編人員集中精力搞采編；將全社的新聞信息資源加以整合，將220多種內參刊物整合為4種，將33家48種公開發行的報刊整合為14家22種；將記者每天從國內外採集和所能收集到的文字、圖片等新聞信息數據整合到多媒體資料庫待編稿庫，供各編輯部編輯編發；將各編輯部每天向海內外編發的各種稿件整合到多媒體資料庫成品稿庫，統一向用戶提供等。
三是對采編人員嚴格要求，熱情關心，完善采編規程等綜合措施防止「客里空」。幾年來，我們採取了加強思想教育、增強「三個意識」與加強學習培訓、擴大知識面相結合的措施；不斷完善管理制度與「語音提示」等先進技術相結合的措施；嚴格的業績考核與安排夜班公寓、分期分批組織一線人員休假相結合的措施；鼓勵創新、提高時效與杜絕政治性、導向性差錯，減少技術性差錯相結合的措施；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人新機制」、同等條件下社內優先與按需設崗、擇優聘用、同崗同酬相結合的用人措施等。
四、緊緊圍繞履行職能抓作風建設，作風建設的重點是不斷增強各級領導幹部抓落實的意識和執行力
現在，一方面是中央的大政方針都已明確，新華社新聞信息報道和改革發展的總體思路也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斷強調各級領導幹部的主要任務是狠抓落實，並根據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和實踐的發展變化，在落實中加以鞏固、完善、深化。另一方面是不少決策部署落不到實處，程度不同地影響著履行職能的實效。幾年來，我們在作風建設中有四條深切體會：第一，只有緊緊圍繞履行職能，堅持以新聞信息報道為中心抓作風建設才能有實際內容，才有「抓手」。第二，增強抓落實的意識和執行力，是當前加強領導幹部作風建設的重中之重。開會是必要的，但落實不了開了會絕不能算做了工作；發文件是必要的，但落實不了發了文件絕不能算做了工作；給錢是必要的，但落實不了給了錢也絕不能算做了工作。第三，堅持不懈地抓各項決策部署的落實，把抓落實的責任明確到責任部門、責任人。而且堅持處理一個抓落實不力的事例，提高一次思想認識，完善一項抓落實的措施。只有這樣抓，才能使作風建設不斷見到實效。第四，業績考核評價體系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履行職能的實績是檢驗作風建設的根本標准。
在當前抓作風建設中，最需要防止和克服的一個主要現象是「浮躁情緒」和「僥幸心理」。「浮躁」就容易急功近利，不願花時間學習、調查，不願扎扎實實地從基礎性工作抓起；「僥幸」就可能把功夫下在「投機取巧」上，甚至不擇手段獲取「政績」，謀取名利。結果是往往使履行職能的「宏偉」目標和「振奮人心」的措施只停留在向上級匯報的嘴上、紙上；在抓落實中經常碰到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進行不到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涉及部門利益、個人利益而引發的不同意見，使落實事項停留在需要「得罪人」和害怕得罪人的膠著狀態之中；在抓落實中經常碰到的主要危險是有些領導人面對中央和社黨組的部署不能落實的情況，「不哼不哈」或以「正在辦」為托詞半途而廢等等。
這些情況造成的結果是時間過去了，中央的精神和社黨組的部署落實不了，該辦的事情沒辦。群眾意見一大堆，有關領導幹部還有一大堆「不抓落實」的理由而心安理得。對此，我說過一些「極而言之」的話，如「現在新華社不缺會說的，就缺會做的」「現在好多事不是沒有發文件或領導沒講過，而是沒有抓落實」「成功成於堅持，毀於退縮」「要想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等等。我也贊同南振中同志針對不注重抓落實所講的，「如果說了不做，比不說還壞」「對要做一件事先提一堆做不到的條件，等於壓根就沒想做」。
為增強領導幹部抓落實的意識和執行力，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具體措施：一是社黨組成員和各級領導幹部，凡要求落實的事，自己一定要想得清楚、講得清楚、寫得清楚，如下面有困難，自己一定要及時親自動手做；二是凡遇到職能交叉的事，由牽頭部門負責協調，如有困難則由分管社領導主持協調解決，如還解決不了就找我，就是不能拖；三是凡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會不開，沒有實際內容的文件不發，並希望全社幹部職工監督，考核責任部門負責受理，如屬實則要在考核中扣有關職能部門的分；四是凡得罪人的事，如考核加減分事項、財務人員堅持財務制度受到打擊報復等，下一級有困難就找分管社領導，還有困難可隨時來找我等。
『貳』 韓寒和方舟子的事情怎麼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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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7】為什麼你從不在大家面前談論自己的作品呢？為什麼別人一問起你的作品，你不是說「忘了」就是「不記得了」。什麼時候你會面向你的讀者談談自己的創作心得和寫作體會呢？
~\【提問8】在面對方舟子指責你有代筆的時候，為什麼不選擇和他當面對話？和他談自己的作品。而選擇逃避。一個作家談自己的作品不難吧？你不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消除代筆嫌疑的方式嗎？這個方式比打官司要有說服力1萬倍。
~\【提問11】你自己都說了英語不及格，那麼你是如何做到在《三重門》里引應用到了大量英文？而且那麼流暢。有什麼訣竅？
\【提問13】你的作品《三重門》里引經據典，涉及到的書有幾十種。你什麼時候有時間和你的粉絲在公開場合談談你的讀書心得？不談賽車不談女人。
\【提問14】你以前說過：不出席任何商業活動，不做任何代言。可你沒做到。在方舟子指責你有代筆的時候你說：不回應。但是最後還是回應了。你說用2000萬懸賞，最後自己又推翻說是個玩笑。作為****人物這樣出爾反爾。你認為會不會對自己形象有所損害？
\【提問15】韓寒。在你成名之前，你的父親一直有作品發表。而且文筆很好。很受歡迎，但是從你出名後，你的父親就再沒發表過任何作品。你怎麼看你父親前後的表現？他是江郎才盡了嗎？
\【提問19】《三重門》里有《紅樓夢》的詩句,可韓寒在很多公開場合卻說從沒看過 《紅樓夢》而《三重門》里還引用了很多名著的精彩段落。這些書你都看過嗎？你對讀這些名著有什麼體會？
\【提問20】在《求醫》一文中描寫的是疥瘡症狀，而且宣稱是自己真實經歷。而後段有專業醫生指出，這個是肝炎的症狀，而韓仁均恰恰是因為肝炎不得不從華師大退學的。《說說我自己》里有自己得肝炎的描述。問：這一段到底是真實經歷還是根據父親描述寫的？
\【提問21】韓寒你在寫《杯中窺人》時。手邊並無參考資料。你是如何會拼寫這個拉丁文而且知道意思的。據網友考證。這個拉丁文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是不是這樣的？
\【提問22】你聲稱：「不參加研討會，交流會，筆會，不簽售，不講座，不剪綵，不出席時尚聚會，不參加頒獎典禮，不參加演出，接受少量專訪，原則上不接受當面采訪，不寫約稿，不寫劇本，不演電視劇，不給別人寫序。」有人說：肚裡無貨!做賊心虛！言多怕失!你是否准備參加交流會，筆會，講座來證明自己？
\【提問23】你在《三重門》里說到的高中課程有：文藝美學、西方文學、中國文學史。而且還參加文學社。可這些都是大學里中文系才開設的課程。你怎麼能在高中就學上了這些課程呢？
\【提問24】你公布的手稿太整潔，沒有出版社編輯的校對。那說明是原始稿子。內容和書里的差別在哪裡？你可以更詳細的展示嗎？
\【提問25】你說你是一個對文字有潔僻的人。出版社改動你哪怕一個標點你都不允許。可你在網易的訪談中說書里最出彩的那段話不是你寫的。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提問26】韓寒你在接受網易采訪的時候在回答對抵制日貨的看法：「我的原則是不買日本車不開日本車」也表示不參加任何代言。可你最後卻去為斯巴魯汽車（日本富士重工）做了代言。你認為是什麼使你沒有說到做到？
\【提問27】韓寒你在2010年7月23日香港書展上公開宣稱：今年至少會捐出100萬元，作為大家「錯愛」你的感謝。請問：你捐給那家機構了？什麼時候捐的？
\【提問28】香港《文匯報》以33欄的宏大規模認定你是代筆。你是否會起訴《文匯報》？或者出來為自己辯解？
\【提問29】在南都對你的專訪里。你說：「我就在北京的三年沒有寫書，光顧著玩了。」你在北京三年是2001～2003這三年，韓寒署名仍出版了三本書：《像少年啦飛馳》、《通稿2003》和精選集《毒》。那麼這前三本書是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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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求兩篇600~1000字的黨課演講稿
一
全體學員在培訓過程中，表現出了很高的學習熱情：看輔導錄像和聽專題講座時，專心致志、全神貫注；參加交流討論時，認真准備發言提綱，緊密聯系實際，談體會，談收獲，氣氛熱烈；自學時，按照培訓計劃，認真閱讀規定章節，及時完成思考練習題，積極准備理論考試。培訓結束時，16名同志在總結大會上作了交流發言，暢談了學習的收獲、體會和感受。培訓結束後，學員們也都結合學習的內容，撰寫了學習心得體會文章。
通過培訓，學員們主要得到了以下收獲：
一是加深了對黨的歷史和黨的基本知識的認識。通過這次學習，大家對黨的建立、成長、成熟以及壯大的光輝歷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黨的基本知識由零散的了解到比較系統的掌握，對黨的綱領、性質、宗旨、任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對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了更准確的把握，深刻認識到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很多同志在發言中談到，盡管黨內存在著一些腐敗現象和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黨的整體和主流是好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可以充分信賴和為之奮斗的。
二是進一步端正了入黨動機。通過這次學習，大家深深感到，入黨並不僅僅是一時的形式上的光榮，更意味著要在一生中切實承擔起黨員所肩負的責任和使命。共產黨員的光榮是與奉獻和為公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大量的事實來看，一個人入黨時的想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黨員的質量。任何將入黨這種神聖的選擇同自己的私利相聯系的想法，都會為黨員的質量打折扣，這種聯系越緊密，折扣就越大。因此，大家表示要首先從追問自己的入黨動機開始，使自己純潔起來，高尚起來。從申請入黨開始，就要將「立黨為公」的觀念深深紮根於自己的頭腦中。
三是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差距，明確了今後努力的方向。不少同志談到，過去想入黨，不知道怎樣做，有什麼要求，做到什麼程度才能入黨。通過這次學習，進一步明確了共產黨員的條件，所以要認真對照黨員標准查找自己的差距，明確在哪些方面達到了黨員條件，哪些方面還沒有達到。同時大家普遍認識到，入黨不僅是從組織上入黨，更要從思想上入黨、在行動中入黨，要把黨員標准融入到實踐中去，以實際行動鍛煉自己、要求自己。因此紛紛表示，要立足本職工作不斷努力，以實際行動爭取早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二
90年前，當「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後，在上海一幢石庫門的小洋房聚集著10多位中青年立黨綱、議宗旨，意味著共產黨呱呱落地於神州。經過近30年的艱難困苦、南征北戰，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頭一個歷史使命。在經歷一個甲子的艱辛探索後，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使當年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黨取得的成就是偉大的，但走過的歷史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它瀕臨過絕境，也遭受過浩劫；既經歷過大飢饉，也蒙難過大震災。但是，它領導中國人民挺過了這一切，神州江山巍然不動、生機勃勃，政黨巨人頂天立地。中國共產黨何以有這樣強大的生命力？在慶祝黨的90華誕之際，這里講這么幾點，拋磚引玉。
(一)黨具有代表最廣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肩負著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兩大歷史使命。為此，它明確規定自己的性質和宗旨。黨的二大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群眾利益先鋒軍，是時時刻刻要站起來為無產階級利益努力工作的黨。中國共產黨從建黨時起，就具有代表最廣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進性。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黨在異常殘酷的革命斗爭中和十分艱難的環境下都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愛戴和擁護，成為能前仆後繼、英勇奮斗的力量源泉。
——大革命失敗後，被慘遭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0多萬人。但是，中國共產黨沒有被嚇倒，如毛澤東所說的，擦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
——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在主力紅軍進行長征轉移後，各個蘇區開展異常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廣大游擊戰士在大山密林深處，過著野人般的生活。但是，在廣大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乃至犧牲的幫助和保護下，他們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下來了。
——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正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持敵後抗戰，一方面在中華民族第一次打敗外國侵略者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建設成為了全國范圍的、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已走向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大黨和擁有100多萬武裝力量的人民軍隊。
——解放戰爭的勝利也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淮海戰役的軍力對比本來是60萬對80萬，我弱敵強。但是由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以數十萬輛小車支前，所以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勝利。陳毅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鄉親父老們用小車推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作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進行民主建設，使社會很快得到安寧，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新中國的新氣象迅即展現在世界面前。在經過新民主主義過渡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後，盡管後來遭受過曲折和挫折，但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為今後中國進一步發展奠定堅定的制度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共產黨迅即從挫折中奮起，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黨和國家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經過30多年努力，一個在近代以來遭受過深重苦難的國家迅速崛起，從總體小康邁向全面小康。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
所有這一切，首先都源於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進政黨。毛澤東在七大上指出：中國共產黨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它的一切言論行動，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只要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黨具有代表廣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進性，這是它的強大生命力之第一能源和決定性因素。
(二)黨具有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基礎上的思想路線的正確性
黨的思想路線正確與否，對於黨的生命力至關重要。什麼是黨的正確思想路線呢？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毛澤東將它概括為實事求是，強調理論聯系實際。他反對那種認為上了書就是對的，以及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態度，我們黨正確的思想原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人奉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通俗化表述。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的法寶。
應當指出的是，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把握不是一勞永逸的，主觀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和在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實際工作中是否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不是一回事。新中國成立後，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經歷的曲折和挫折就是因為違背了這條思想路線。「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是完全背離了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粉碎「四人幫」後，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實事求是思想深入人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並對其作了規范表述。鄧小平說：「三中全會確立了，准確地說是重申了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這個表述是科學的，直至十七大黨章也堅持了這個精神。鄧小平還對毛澤東提出的「實事求是」思想在理論上作了提升，他根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面對世界發生的變化和我們國家進入新時期的新情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思想路線的內涵，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將解放思想作為實事求是的動態表現形式，強調要以發展的辯證的眼光對客觀實際進行動態的認識；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實事求是。此後，我們黨反復指出：解放思想是一個法寶，是一個幫助我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遠保持蓬勃生機與活力的法寶。不言而喻，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黨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三)黨具有既善於堅持真理又勇於修正錯誤的對人民、對民族的高度負責性
中國共產黨既善於學習，但又獨立思考，不搞教條化。中國共產黨的90年正是一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斷探索如何革命、建設和改革，以期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90年。黨的探索之路充滿荊棘，異常艱辛，既取得過披荊斬棘、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輝煌成就；也犯過嚴重錯誤，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這種代價是獨立探索過程中必然的歷史現象)，黨的成長歷程正是學習與獨立探索過程。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先後犯過右的錯誤和「左」的錯誤，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延安整風運動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教育運動，也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汲取教訓，將其轉化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的運動。中國共產黨所以能直面錯誤，就是因為它是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任的政黨。毛澤東指出：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准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正確地總結了那段歷史的經驗教訓，黨的思想理論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真理來之不易，它是在與錯誤思想的交鋒、在實踐的錘煉中提煉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黨先後犯了「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全局性的嚴重錯誤。1981年第二個「歷史決議」，同樣以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高度負責任的精神，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作了深刻總結。「決議」指出：我們黨敢於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有決心有能力防止重犯過去那樣嚴重的錯誤。「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黨必須採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過去採取這個立場，曾使我們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今後繼續採取這個立場，必將引導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時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對人民負責任的黨，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結束了這場內亂。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義無反顧地走上社會主義改革之路。鄧小平講到這段歷史時說過：「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這個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這說明黨基於對人民、對民族高度負責的精神，努力修正錯誤，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使過去遭受的挫折由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的巨大進步得到了補償。這正展現了黨的強大生命力。
(四)黨具有善於學習、開拓創新的創造性
中國共產黨是個善於學習的黨。因為不僅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外來的，而且建立政黨從事革命斗爭也不是本土政治，何況還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還要掌握各種知識，有世界眼光，有歷史學養。這都需要學習，既從書本中學，到國外考察學，更從實踐中學。鄧小平號召全黨一定要善於重新學習，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實現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革命。學習的內容，除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外，還要學經濟、學科學技術、學管理。他特別強調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中國共產黨正因為具有善於學習、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創造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指導思想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創立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創新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空前的偉大成就，充分顯示了黨的先進性和生命力。
(五)黨具有著重思想建設的優良特性
著重黨的思想建設，或者說思想建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特點，也是它的一大優點。思想建黨的內容很豐富，它包括思想理論建設、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和思想作風建設，以及黨性修養教育等。過去說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將這個話用在黨的自身建設來說，著重思想建黨，同樣是黨的生命線。也可以說，這是黨之魂建設。沒有這個建設，那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
毛澤東說過：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些人頭腦里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臟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黨。在他們看來，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裡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我以為，這段話的精神沒有過時。那些貪腐分子不就是這樣的人嗎？共產黨的先進性怎麼堅持？它的強大生命力怎麼保持？著重思想建黨，不斷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是一個重要保證。黨的歷史經驗證明，這是我們這樣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永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之最大利益的先進性的奧妙所在。
(六)黨具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
中國共產黨既是先鋒隊組織，同時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共同奮斗。它的先進性和群眾性、階級性和民族性是統一的。黨所走過的歷史道路，完全證明了這一「根本規律」。黨創立後就投身於大革命的洪流，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隨後，國民黨統治集團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民，中國革命轉入低潮。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推動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兩黨浴血抗戰八年，在近代中國取得了第一次打敗外國侵略者的偉大勝利。此後，共產黨組成了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
當前，我國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這是空前未有的博大包容性。這種團結愈廣泛，黨的事業就愈興旺，黨的歷史使命就愈能更好地實現，因而黨就愈有生命力。這既是為過去的歷史規律所證明了的，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然走向。
正是因為以上幾點，我們說，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當然，說中國共產黨有強大的生命力，並不是說我們黨的狀況不存在任何問題，可以高枕無憂。我們黨不僅面臨著許多挑戰，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認真解決，只有逐步解決這些問題，才能讓老百姓從內心感到滿意。當然，解決黨內存在的諸多問題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突出問題必須抓緊解決。否則，積重難返。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說得好：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因此，要居安思危，抓緊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永葆黨的先進性，真正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真誠地擁護。只要做到這一點，黨就一定會具有無限強大的生命力。這是中國人民的殷切企盼，也是中華民族之由衷祝福。(石仲泉)
『肆』 如何創建學習型機關
學習型機關建設：意義、問題與基本原則
近年來，全國許多黨政機關提出了建設學習型機關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活動載體，從而使得黨政機關在理論中心組學習這一傳統學習載體之外，增添了許多既有豐富內容又有特色形式的學習活動載體，相應地，學習型機關建設的成效也更加顯著。然而，冷靜地考察各地的學習型機關建設，則不難發現，許多機關的學習型機關建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學習目標虛空化、學習形式表面化、學習內容不消化等有違學習型機關建設初衷的現象。許多落馬官員在總結自己違法違紀的原因時，總是提到他們很少參與單位的政治學習，或者是人在心不在，或者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所有這些都是對學習型機關建設中不良現象的注釋和印證。有鑒於此，機關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都必須深刻地認識和正確地把握學習型機關建設的意義、問題和基本原則，唯此方能更好地推進自身的學習型機關建設。
一、學習型機關建設的重要意義
在新的時代背景和中國特定條件下，學習型機關建設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有助於提升機關幹部素質。這是學習型機關建設最直接、最基本的積極效應。隨著時代的進步，知識的生產和更新速度也不斷加快，當今時代由此真正成了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大至學習型社會，小至學習型組織等各類突出加強學習、注重更新知識的理念和潮流應運而生。學習型機關作為學習型組織的具體化和學習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是機關幹部回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產物，具體言之，那就是就職於各級各類黨政機關的幹部，作為社會成員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同樣有不斷更新知識、實現學習持續化和受教育終身化的內在需要，唯有如此，他們才能不斷地提高自身素質，才能更好地應對時代的挑戰，進而才能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和適應社會的發展。故而，在一定意義上講，學習可謂當今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廣大機關幹部作為重要社會群體之一，這一權利和義務同樣適用於他們。
第二，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有助於提高機關效能。盡管黨政機關的具體職能各有不同，但都面臨著提高工作效能的目標訴求，畢竟機關的權力來自人民群眾直接或間接的委託和授權，其履行職能的成本亦由廣大人民群眾所負擔，同時，廣大機關幹部的服務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他們的履職成效最終也要由人民群眾來評價和檢驗。而為了不斷地提高工作效能，贏得更多人民群眾的滿意和好評，就必須加強對廣大機關幹部的教育培訓活動，換言之，必須大力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這一則是因為，在學習型機關建設過程中，廣大機關幹部可以直接習得和掌握許多更好的工作藝術和工作本領；更重要地在於，廣大機關幹部可以逐步樹立新理念、拓寬其視野，進而使得他們探索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最終促進工作效能的提高；再就是，由於學習型機關建設往往也是廣大機關幹部共享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過程，亦即團體學習的過程，因而，建設學習型機關往往有助於機關幹部集體變得更加明智和理性，進而促進機關整體工作效能的不斷提高。
第三，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有助於改善黨的作風。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1月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要在各級領導幹部中倡導八個方面的良好風氣，其首要者便是「勤奮好學、學以致用，牢固樹立終身學習的思想，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努力在建設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社會中走在前列，把學習的體會和成果轉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轉化為推動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能力。」故而，建設學習型機關，正是對胡錦濤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貫徹落實，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題中之義。近年來的一系列腐敗案件也充分地表明了加強學習與改善黨的作風兩者之間的高度內在關聯。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絕大多數身陷腐敗的官員都表現出了政治理論學習無時間無心思但生活腐化有時間有熱情的群體特徵，其內在機理正在於：由於政治理論學習不重視，這些官員們信仰逐步喪失，拒腐防變的心理防線逐漸被攻破；由於政治理論學習不投入，他們的精神生活日益空虛化，物慾日益膨脹。鑒於加強黨員幹部的政治理論學習與黨員幹部信仰喪失、生活腐化的反向相關，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也就成了黨風廉政建設的內在要求。
第四，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有助於體現和保持黨組織的先進性。由於相當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就職於各級各類黨政機關，因而學習型機關建設事實上也就成為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礎環節。這一則是因為只有提高廣大機關黨員幹部的政治、文化、科技、法律等各方面素質，廣大機關黨員才能真正成為社會的先進分子，其先進性才是名副其實，進而才能為黨代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體現和保持先進性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二則是因為只有加強學習型機關建設，才能確保各級黨組織不斷地推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又有深厚民意基礎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政策，才能始終維護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進而才能將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不斷地將他們引領前進。毛澤東同志在上世紀40年代領導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講，同樣是一場學習型機關和學習型政黨建設運動，也正因為這一運動將學習擺在重要地位，從而極大地提高了黨員素質，促進了黨的成熟，進而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顯然，這一歷史經驗同樣適用於當今的學習型機關建設。
二、學習型機關建設的突出問題
概括地說，我國學習型機關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重業務工作，不重理論學習。這一問題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許多機關幹部覺得業務工作是剛性任務，理論學習是彈性要求，理論學習幫不了業務工作，業務工作完成好壞才是個人業績和升遷的主要決定因素，因而學習態度不積極，常以業務工作忙為借口，放鬆乃至放棄學習。無疑，機關幹部對學習不重視，源於其思想認識上的片面和錯誤，源於他們未充分認識到理論學習與業務工作的緊密相關。首先，絕大多數理論學習活動事實上都不同程度地包含著促進工作的方法論知識、工作藝術等，就像許多黨政機關的法制講座本身就是服務於工作需要一樣；其次，理論學習可以幫助廣大機關幹部樹立新理念、改變舊思想、開拓新視野，從而探索新思路、創造新方法；再次，理論學習常常可以幫助人們改變價值觀、提升人生追求境界，進而使人心胸更開闊、人生態度更積極，從而間接地促進了機關幹部的業務工作。
第二，重形式，不重實質。部分領導幹部形式主義作風嚴重，對待學習型機關建設也不例外：他們或者只知給別人上課，從不願受別人教育；或者是雖參加機關學習活動，但人在心不在，左耳進右耳出；或者是開頭亮個相，中途做逃兵；更有甚者，則是乾脆對形式也不重視，始終游離於學習活動之外。部分機關幹部在學習型機關建設中的形式主義表現，其根本原因往往在於其思想認識有問題，或者是對學習型機關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或者是信仰已喪失、價值觀已改變，因而對任何政治理論學習活動毫無興趣乃至反感排斥。當然，有關學習型機關建設的考核監督制度的缺位也是這一問題的重要成因。
第三，領導幹部學習機會多，普通幹部學習機會少。相比較而言，在同一機關之中，領導幹部擁有的學習機會明顯多於普通幹部，這主要是因為，按照有關規定，領導幹部往往要參加種類更多、時間更長的培訓和學習活動，例如，許多地方的黨委中心組學習，各直屬部門領導一般都必須參加，而廣大普通幹部則不參加，等等。面向領導幹部的學習機會多，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他們的履職要求高、肩負責任大、學習更迫切的回應，但畢竟也導致了許多普通幹部不能獲得更多學習機會、吸收更多知識和理論的結果，從而對機關幹部素質的整體提高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第四，計劃布置多，考核落實少。許多機關單位之所以出現學習型機關建設進展不大、成效不顯的狀況，往往是由於這些機關在學習型機關建設中，只重視計劃布置，忽視考核落實，計劃布置遠多於考核落實。在這些機關，學習型機關建設往往是文件發發、會上說說，印在紙上和掛在嘴上多，落在實際行動少。有的機關則是壓根兒只想玩文字游戲，以造假糊弄上級，對付檢查。
三、學習型機關建設的基本原則
基於學習型機關建設的目標訴求以及現實中的突出問題，在學習型機關建設過程中，尤其要堅持和把握如下原則，以期更好地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
原則之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一原則要求機關組織各類政治理論學習活動，應以促進工作作為其重要目標；在學習培訓活動中，應以生動的社會實踐來解釋和印證理論，避免空洞說教；在課堂理論學習之餘，還應輔以豐富的社會實踐（如調查和考察等），以提高學習效果。
原則之二：理念與技能相結合。這一原則要求在學習型建設過程中，任何學習活動的目標定位或內容安排，都應兼顧理念與技能兩個方面。技能因能直接促進工作，故而為黨員幹部所需要、所歡迎。理念同樣值得重視，因為理念（思想）決定思路和方法，進而決定出路和結局。許多工作方法的創新源於理念的創新和思想的解放，故理念與技能兩者不可偏廢。
原則之三：全體參與原則。亦即要求在學習型機關建設過程中，不僅普通黨員要參與，領導幹部更應率先垂範；不僅黨員幹部應該參與，非黨員幹部乃至就職於機關的臨時工也應參與。非黨員幹部和臨時工，無論考慮到他們作為社會成員擁有學習這一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現實，還是考慮到他們做好本職工作、服務機關工作全局的需要，他們都應參與機關單位組織的學習活動，何況有些臨時工本身也是黨員，就近學習、參加黨組織安排的教育活動，也是黨員民主權利的應有之義。
原則之四：多元途徑原則。這一原則要求在學習型機關建設過程中，應盡量實現學習手段的多樣化，例如，學習活動不僅可以有理論講座、專題報告的形式，還可根據內容需要和實際情況，採取研討會、讀書會和電教片播放等其他形式。
原則之五：制度保障原則。亦即要求在學習型機關建設過程中，應始終重視制度建設，逐步建立健全相關制度，以防學習型機關建設因領導幹部調整和成員變化而停頓或減弱，避免因為領導幹部的注意力改變和認識水平問題而對學習型機關建設產生的干擾和破壞，確保學習型機關建設的持續推進。具體如：建立日常性的簽到制度，以及學習成績與評先評優掛鉤的激勵約束制度等。
科學推進學習型機關建設
建設學習型機關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機關幹部素質、增強科學發展意識的一項重要舉措。提高創建活動成效，必須准確把握三方面內涵，牢固樹立三種理念，科學處理好三種關系，創造性地推進學習型機關創建工作。
准確把握三方面內涵
一是准確把握學習型機關創建活動的重大意義。我們必須把建設學習型機關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抓，積極投身於學習型機關建設的實踐活動之中，激發學習熱情，搭建學習平台，努力形成人人重視學習，人人努力學習的良好氛圍，不斷提高綜合素質，促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使機關真正成為學習型、服務型、效能型和廉潔型的新型機關。
二是准確把握學習型機關的基本內涵。建設學習型機關是知識經濟時代對機關建設的根本要求，目的在於通過有效組織學習，提高機關的整體效能。通過創新學習載體，深化學習內容，拓展學習范圍，不斷提高機關幹部的綜合素質、創新創優能力和機關整體績效，更好地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
三是准確把握學習型機關的基本特徵。學習型機關具有較強的學習力、創新力和凝聚力。學習力是反映機關整體的學習能力和水平，創新力是創建學習型機關的根本目的，凝聚力是通過共同學習，實現和衷共濟，提高績效。因此，創建學習型機關不是僅靠發個文件、抓幾次學習就能一蹴而就的事情，更要重視培養機關幹部的學習力、創造力和凝聚力。
牢固樹立三種理念
一是樹立終身學習理念。創建學習型機關就是讓機關所有幹部職工樹立學習為本、終身學習的理念，把學習作為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滲透到每個人的思想中，做到干著今天的工作，想著明天的事業，學著後天的本領。通過不斷創新載體，構建長效機制，在機關中形成一種人人追求學習、重視學習、崇尚學習的良好氛圍。
二是樹立全員學習理念。學習型機關建設的目的在於提高機關人員的綜合素質、創造力和整體績效。通過不斷健全學習保障、激勵考核機制，進一步改進幹部的選用標准，創新領導和工作方式，激發全員學習動力，形成有利於崇尚求知、創新、奮發進取的良好氛圍，使每個幹部職工都成為學習型幹部、學習型職工，努力做到學以立德、學以增智、學以建業。
三是樹立全程學習理念。堅持把學習貫穿於機關運行的整個過程中，及時把學習中獲取的各類知識運用到工作實踐領域，轉化為工作創新的思路、措施和成果，推進學習成果的工作化進程，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通過知識和工作互動進一步檢驗學習的成果，使學習成果在實際工作中得到升華，實現學習、工作、服務「三位一體」，達到在學中干、干中學，實現學習工作「兩促進」。
科學處理好三種關系
一是處理好團體學習與個人學習的關系。學習型機關的標志是所有成員都能積極投入到學習中去，在單位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能學有所獲所悟所得。在創建活動中，必須把強化團體學習、增強團體學習效果作為重點，更加強調整體素質的全面提高，更加重視提高團隊的總體競爭能力。
二是處理好長期學習與短期學習的關系。創建學習型機關是一項長期系統工作，並非有時間和任務要求的短期行為。因此，必須科學處理好長期學習與短期學習的關系，既要有科學的長遠規劃，又有可行的短期目標，既有圍繞具體工作的專項學習，又有著眼長遠的系統學習，做到遠近結合，梯次布局，整體推進，全面提高。
三是處理好業務學習與綜合學習的關系。建設一支知識結構合理的復合型幹部隊伍是完成各項工作任務的重要保證。在學習型機關創建活動中，必須既注重本單位、本崗位業務知識的學習，又要積極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拓寬知識面，全力打造復合型綜合性人才。
『伍』 整風運動最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開始；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止。延安整風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通過延安整風，使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使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整風內容
毛澤東思想
在延安整風前，盡管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但是由於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並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正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確立。
中共黨史著作一般都以遵義會議作為毛澤東全黨領導地位確立的標志，符合歷史事實，但事情又遠不是這樣簡單。首先，領導地位和領袖地位不完全一樣，歷史資料顯示，用「領袖」一詞來稱呼毛澤東是到1940年以後才出現在延安的報刊雜志上。該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其中說到毛澤東是「公認的領袖」，但在前面加了「在黨的工作中」的限制詞。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說到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發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應指出的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撰寫的紀念文章中說：「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指出：「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於我們黨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開展過多次反對「左」、右傾錯誤思想的斗爭，但由於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鑒於此，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思想問題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創新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實踐證明，延安整風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不僅在當時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第四，對我黨當代政策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已經過去60多年了，至今仍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昭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講，堅守思想陣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至為重要。當前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一個需要高度重視與警惕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能夠經受住長期執政、對外開放和面臨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面對著長期執政和對外開放的新的復雜環境，能不能夠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和始終不渝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能不能夠堅定不移地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及其反動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的侵蝕；能不能夠徹底地粉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用「西化」、「分化」與「和平演變」的伎倆實現其破壞和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這是關繫到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歷「文革」動亂，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於低潮之後，我國知識界一些所謂「資深學者」和「著名經濟學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帶頭在神州大地颳起了一股強勁的「抹黑風」、「栽贓風」和「翻案風」，充當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吹鼓手」和「急先鋒」。他們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隨心所欲地往毛澤東頭上潑污水，百般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和醜化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實踐；竭力鼓吹在我國實行私有化，千方百計地美化資本主義制度；顛倒黑白地為陳獨秀、王明、張國燾、高崗、林彪等人翻案，在黨內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後果是極其嚴重的。我們回頭想一想：蘇聯是怎麼垮台的？不就是因為蘇共「二十大」之後，在蘇聯的知識界帶頭颳起了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醜化蘇聯光榮歷史的狂風惡浪，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從而在短短30多年時間內，就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慘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從中汲取沉痛的教訓。
延安整風運動對全體黨員幹部的要求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總結歷史經驗，樹立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全國解放後，毛澤東曾多次說過：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過好「戰爭關」、「土改關」和「社會主義關」這三大「關口」。「戰爭關」和「土改關」是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關」是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廢除私有制，是搞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頭腦中樹立了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同志，才能過好這三個「關口」。所以，徹底改造世界觀，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上一項意義深遠的重大任務。當我們黨和革命在前進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難和遭到嚴重挫折，尤其當發生如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之時，有些人便會暈頭轉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發生彷徨、動搖和分化。在此形勢下，其中大多數人能夠通過學習和實踐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成為共產主義者，但也會有少數人依然頑固堅持其舊有的立場，而與黨分道揚鑣。[3]
時代是不斷發展的，人們的思想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世界觀是一輩子都要堅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必須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風運動的好傳統，好作風，我們必須代代相傳，並不斷地發揚光大，使之永遠成為我們黨的傳家寶。
其他信息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個學習競賽。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幹部教育部，領導和組織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主編了《六大以來》一書，提供給黨的幹部學習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行的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此，開始了對全黨高級幹部的整風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並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由此，整風運動進入全黨普遍整風階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指導和推動了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的開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延安和全黨的整風運動。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進行整風。
1943年下半年，毛澤東又領導糾正了延安審查幹部運動中反 特斗爭擴大化的錯誤。
1943年10開始，延安整風運動轉入總結提高階段，即黨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和路線的階段。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傳達 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方針和黨的歷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結論。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偉大貢獻，公認毛澤東是全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黨的第一次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陸』 語文是語言文學的縮寫
「語文就是語言」
——重溫葉聖陶先生關於「語文」含義的論述
揚州大學文學院 徐林祥
1949年，葉聖陶先生主持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工作，建議把舊有的「國語」和「國文」一律更名為「語文」，從此開始了「語文」一詞廣為使用的新時代。
「語文」作為一門課程的名稱，其基本內容包括聽、說、讀、寫的訓練。葉聖陶說：「『語文』一名，始用於一九四九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於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並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苟忽於聽說，不注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將減損。」[1]
「語文」既作為課程名稱，又作為教材名稱。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出版了全國統一的以「語文」命名的教材。這套教材的《編輯大意》指出：「說出來的是語言，寫出來的是文章，文章依據語言，『語』和『文』是分不開的。語文教學應該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項。因此，這套課本不再用『國文』或『國語』的舊名稱，改稱『語文課本』。」[2]
無論是以「語文」作為課程名稱，還是以「語文」作為教材名稱，其基本思想似乎都可以明確表述為：「語文」即「語言」，包括「口頭語言」（語）和「書面語言」（文）。葉聖陶解釋說：「什麼叫語文？語文就是語言，就是平常說的話。嘴裡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在紙面上的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3]
葉聖陶先生對「語文」學科的命名及其解說，曾得到語文教育界的普遍認同。呂叔湘先生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為題的講話中說：「解放初期有一個出版總署，底下有一個編審局，就是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主要任務是編教科書。這就碰到了一個問題，就是語文這門課，是老辦法小學叫國語、中學叫國文好呢，還是想法統一起來？當時有一位在里頭工作的同志提議說，我們就叫它語文行不行？語也在里頭，文也在里頭。後來就決定用語文這個名稱了。」[4]張志公先生在1979年5月寫的《說「語文」》一文中也說：「一九四九年六月，全國大陸已經大部分解放，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著手研究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的各種教材問題。關於原來的『國語』和『國文』，經過研究，認為小學和中學都應當以學習白話文為主，中學逐漸加學一點文言文；至於作文，則一律寫白話文。總之，在普通教育階段，這門功課應當教學生在口頭上和書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實際，切合日常應用的語言能力。根據這樣的看法，按照葉聖陶先生的建議，不再用『國文』、『國語』兩個名稱，小學和中學一律稱為『語文』。這就是這門功課叫作『語文』的來由。這個『語文』就是『語言』的意思，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在口頭謂之語，在書面謂之文，合起來稱為『語文』。」[5]
在「語文」作為課程教材名稱使用的過程中，對「語文」含義，除了「語文就是語言」之外，還有「語言文章」、「語言文字」、「語言文學」等幾種不同的解說。
針對這些解說，葉聖陶先生多次指出：「『語文』一名，始用於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學語文課本。當時想法，口頭為『語』，筆下為『文』，合成一詞，就稱『語文』。自此推想，似以『語言文章』為較切。『文』謂『文字』，似指一個個的字，不甚愜當。『文』謂『文學』，又不能包容文學以外之文章。」[6]「其後有人釋為『語言文字』，有人釋為『語言文學』，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種解釋與原意為近，唯『文』字含義較『文學』為廣，緣書面之『文』不盡屬於『文學』也。課本中有文學作品，有非文學之各體文章，可以證之。第一種解釋之『文字』，如理解為成篇之書面語，則亦與原意合矣。」[7]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對「語文」一詞有兩個解釋，一是「語言和文字」，一是「語言和文學」。該詞典在解釋「語言」一詞時稱：「『語言』一般包括它的書面形式，但在與『文字』並舉時只指口語」。[8]這就是說：「語言文字」專指口頭語言和書面文字。呂叔湘認為：「語文這兩個字連在一起來講，可以有兩個講法，一種可理解為語言和文字，也就是說口頭的語言和書面的語言；另一種也可理解為語言和文學，那就不一樣了。中小學這個課程的名字叫語文，原來的意思可能是語言文字，但是很多人把他理解為語言文學。」[9]呂叔湘先生這里雖然也將「語文」理解為「語言文字」，但仍然是指「口頭的語言和書面的語言」。
可見，葉聖陶先生所說的「語文就是語言」（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實際上已經包容了「語言文章」（「文章」為書面語言）、「語言文字」（「文字」為書面語言的符號）、「語言文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含義。
既然語文教育中的「語文」應理解為「語言」，那麼為什麼這門課程不叫「語言」而稱「語文」呢？這主要是因為「語言」有時僅指口頭語言，叫做「語文」，是為了強調這門課程不但包含口頭「語」，而且包含書面「文」。1980年7月14日，葉聖陶在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解釋說：「一九四九年改用『語文』這個名稱，因為這門功課是學習運用語言的本領的。既然是運用語言的本領的，為什麼不叫『語言』呢？口頭說的是『語』，筆下寫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實是一回事。功課不叫『語言』而叫『語文』，表明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都要在這門功課里學習的意思。『語文』這個名稱並不是把過去的『國語』和『國文』合並起來，也不是『語』指語言，『文』指文學（雖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學作品）。」[10]
我們理解:「語文」，作為學校教育的一門課程，指的是祖國語言的教育，即作為中華民族通用語的漢語言的教育。既包含口頭語言的學習，又包含書面語言的學習；既包含語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語言內容的理解；既包含著一個民族的語言系統和規則（即狹義的語言）的學習，又包含著按照這一語言系統和規則所進行的言語行為（讀、寫、聽、說）的訓練以及按照這一語言系統和規則形成的言語作品的學習。[11]正如鍾啟泉先生所指出的：「語文學科就是從形式與內容兩個側面發展學生語言能力的、兼具『形式訓練』與『實質訓練』的一門綜合性的基礎學科。」[12]王寧先生則從語文教師的角度指出：「語文教師應當通過語文教學養成學生從語料中發現語言現象、概括語言規律的銳敏性、興趣和習慣；教給他們貯存語言材料的正確、有效方法，促使他們通過自學的積累，逐漸豐富自己的語言；讓他們在獲得新知識的實踐過程中，訓練他們把已加工成熟的思想用最得體、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能力；最後，還要以語言為橋梁，培養他們的人際交往意識、創造思維意識和文化修養意識。」[13]
近幾年來，在關於「語文」含義的討論中，又有三種新的解說：「言語」說、「文學」說、「文化」說。
有學者認為：「『語文』指的是漢言語，語文教育是我們母語漢語的言語教育。」[14]筆者以為，這一觀點縮小了語文的外延。語文學習，既包括言語的學習，也包括狹義的語言的學習。雖然作為母語課程內容的語言系統及規則，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語言環境中通過自發的經驗和認知多少獲得一些，但這些畢竟是零碎的，與在學校教育的情境中通過較高級的思維活動系統地學習是不能相比的。學校開設語文課程之所以有必要，即在於可以使母語的學習和掌握，由自發的、偏重感性經驗的、少慢差費的暗中摸索，走向自覺的、偏重科學理性的、多快好省的明中探討，這其中便包括語言系統及規則的學習。
也有學者認為，語文就是文學，語文教育就是文學教育。筆者以為：這一觀點同樣把語文的所指縮小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一方面，作為一門藝術，文學作品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相比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語文教育無疑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另一方面，作為學習語言的語料，語文課本中的文學作品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的性質又是相同的。語文學習既然包含語言形式與內容方面的學習，就已經包含了作為語言的成品的文學作品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的形式與內容方面的學習，文學教育就已經是語文教育的應有之義了。而以文學來解說語文，將政治論文、科普讀物、以及其他實用文章的讀寫排除在語文之外，則顯然是不妥的。
還有學者認為：「從語文的本體來看……語文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語文的『底座』，語文與文化血肉同構，語文就是文化。」[15]筆者以為，這一觀點又將語文泛化了。文化是什麼？「廣義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16]顯而易見，語文只能被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事實上，包括語文在內，學校開設的所有課程都是人類文化的體現，學習各門課程都是學文化。說「語文就是文化」固然沒錯，卻不能揭示語文學科的個性特徵。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葉聖陶先生關於「語文」含義的論述，對於我們正確把握語文學科的性質和語文教育的目標，推動當今語文教學的改革和發展，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
作者簡介：徐林祥，男，1956年生，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語文課程與教學論、語文教育史、美學史與美育史研究。
注釋：
[1]葉聖陶：《答滕萬林》1964年2月1日，《葉聖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頁。
[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大意》，《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一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
[3]葉聖陶：《認真學習語文》，見中華函授學校編《語文學習講座叢書》（一），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4頁。
[4]呂叔湘：《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呂叔湘論語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
[5]張志公：《說「語文」》，《張志公語文教育論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6]葉聖陶：《答孫文才》1960年1月21日，《葉聖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7]葉聖陶：《答滕萬林》1964年2月1日，《葉聖陶集》第2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39頁。
[9]呂叔湘：《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呂叔湘論語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
[10]葉聖陶：《語文是一門怎樣的功課》，《葉聖陶集》第13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頁。
[11]參見徐林祥、屠錦紅：《語文：一體三維》，《中學語文》2005年第10期。
[12]鍾啟泉：《中外母語教材比較研究叢書?序》，《中外母語教材比較研究叢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3]王寧：《漢語語言學與語文教學》，《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14]余應源：《語文「姓」什麼？》，《中學語文教學》，2001年第3期。
[15]曹明海：《語文：文化的構成》，《語文教學通訊?高中刊》，2004年第7－8期。
[16]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下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2頁。
『柒』 求一位詩歌朗誦界元老級人物姓名。
你應該找的是北京市特級教師王樹聲：
(圖)
王樹聲，男，1928年出生。北京市地理特級教師。北京師大、首都師大及北京教育學院兼職教授。1949年畢業於北京師大地理系，長期在北京師大附中任教，致力於地理教學研究與教師培訓工作。並參加教育部新高中地理教學大綱的制定、修訂與新教材的編寫工作。著有：《中學地理教材教法》、《特級教師導學叢書》、《特級教師談學習策略》、《地理教學理論與實踐研究》、《講台三尺寫春秋——全國著名特級教師教學思想錄》、《教海求索五十年——我的地理教學實踐與思考》等十餘部著作。
發表過《談地理教學中的思維訓練》、《論地理知識的跨度》等多篇論文，並於1998年8月在香港召開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地理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明日的中學地理教師及其培養途徑》論文。
曾在中國教育電視台主講《中學地理教學法》等。為北京教育學院、北師大等講授《地理教學論》等課程。
作為北京市21世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研究(全國教育科學規劃「九五」重點研究課題)《地理課程標准》課題組負責人，參與教育部新《高中地理教學大綱》的制定工作及《九年義務教育地理教學大綱》的修訂工作。
曾被評為全國優秀青少年科技輔導員、北京市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曾在中央電視台主持過"北京中學生智力競賽"(被評為全國電視專欄節目優秀主持人)「國情知識競賽」等。在教育電視台主講過「高中地理」、「中師地理」、「中學地理教學法」、「自然科學基礎——地理」、「地理疑難問題解析」等180餘講。近年來從事綜合能力測試的理論與命題研究，多次應邀赴全國各地講學，並出版有關高考復習講座的多種光碟。
而另一名王樹聲確為中國開國將軍，其簡介：
王樹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傑出軍事家。1905年生，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了麻城縣第一支農民武裝，1927年參與領導麻城暴動和黃麻起義。1928年後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團長、副師長兼團長、師長、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第31軍軍長、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第9軍軍長等職。他英勇善戰，戰功顯赫，為創建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立了不朽的功勛。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後，他身遇危難，矢志不渝，一心向黨，最後一路乞討，歷盡艱辛，輾轉回到延安，先後入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任晉冀豫軍區（後為晉冀豫邊游擊司令部）副司令員、代司令員。1940年6月，晉冀豫軍區一分為二，分別組成太行、太岳軍區，他改任太行軍區專職副司令員兼人民武裝力量動員部部長。他從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從組織分配。他說：「職務大小，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只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爭名譽地位的權利。」在率領太行軍民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參加反「掃盪」和百團大戰的同時，下大力氣抓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使地方武裝同正規軍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從而為主力部隊輸送了大量兵員。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整風運動。1944年10月，任河南軍區司令員，率部深入河南敵後，經過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擁有300多萬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據地，與新四軍第5師一起在中原地區打通了華北與華中的聯系。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鄂西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鄂豫軍區司令員等職，為中原解放區的創建與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湖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第二政治委員等職，為加強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特別是武器裝備建設和軍事科研事業作出了貢獻。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74年1月7日病逝於北京。
『捌』 陳波兒的陳波兒
陳波兒（1910～1951），原名陳舜華、陳佐芬，廣東潮州市潮安人。曾任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全國文聯委員、全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常委。1929年在上海藝術大學讀書，在學期間參加了保障人權自由大同盟和左翼劇聯領導的上海藝術劇社，主演了《街頭人》、《樑上君子》、《炭坑夫》等。
陳波兒由於參加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監控，被迫避居香港。1934年返滬，入電通影片公司。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電影處女作《青春線》，不久，轉入電通股份有限公司，與袁牧之共同主演主演《桃李劫》而蜚聲影壇。後《桃李劫》獲得好評。
1936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二廠再度與袁牧之主演了《生死同心》創造了一個正直、愛國的小資產階級女青年的鮮明形象，又獲好評。同時，還發表了小說和多篇文章，被譽為「女明星作家」。
1937年後，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陳波兒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著名抗日劇目《保衛盧溝橋》的首演。曾組織上海婦女兒童慰問團赴綏遠前線進行抗日宣傳，演出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等。
1938年到達延安，從事戲劇、電影的創作和組織工作。
抗戰時期，她組織上海婦女兒童前線慰勞團，前往綏遠抗日前線作慰問演出，並參加了抗戰影片《八百壯士》的演出。
1940年至延安馬列學院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導演了反法西斯名劇《馬門教授》。參加編導了舞台劇《同志，你走錯了路》，籌劃組織了《保衛延安》等文獻紀錄片素材的拍攝；參與故事片《邊區勞動英雄》的創作。1946年她受派前往參加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創建工作，任「東影」中共總支書記兼藝術處處長。
1947年主持拍攝了《民主東北》17輯，其中收輯了由她編寫的新中國第一部木偶片《皇帝夢》，並領導攝制了第一部動畫片《瓮中捉鱉》。建國後，歷任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藝術處處長，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等職。
1949年秋調北京任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兼藝術處處長。在她的組織調動下，僅一年中國即拍成了《趙一曼》、《鋼鐵戰士》、《翠崗紅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聞紀錄片。
1950年，在她的倡議下建立了中國第一所電影藝術幹部學校，即北京電影學院的前身。
1951年11月9日因心臟病突發在上海去世。 陳波兒，1910年出生於廣東海陽縣（現潮安縣）庵埠鎮，家境較為殷實，父親陳湘波是做乾果批發生意的商人，經常往來於南洋潮州僑胞聚居的地方。陳波兒的出生，令陳湘波喜出望外，因為長子、長女均不幸夭折，陳波兒出生前只剩下一個小兒子。
陳波兒原名陳舜華，這個名字是按照宗譜順序取的，至於「波兒」則是她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自取的藝名。有人說，「波兒」這個名字是取自「布爾什維克」中「布爾」的諧音，以表示她的革命傾向。但事實上，她是尊重父親陳湘波，才取名為「波兒」。
在父親那裡，幼時的陳波兒被視為掌上明珠，但因為她的生母是側房太太，經常受到祖母和正房的責罵，所以陳波兒骨子裡的反叛精神，早在其幼年時就已經紮下了根。
陳波兒7歲求學廈門，少年、青年時曾游學香港、上海，並東渡日本，肄業於復旦大學、中國藝術大學。陳波兒的這些大膽舉動，與其二哥陳述猷經常給她講述一些帶有思想啟蒙意味的故事有很大關系。所以當她看到女兵英姿颯爽的樣子時，就動員街坊學堂中的小姐妹一起剪掉大辮子，當時女孩子剪掉辮子被看作是傷風敗俗、敗壞門風的事情，可陳波兒就這樣頂著個「革命頭」離家求學去了。 1928年，她進入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讀書，改名為陳波兒，經常參加革命群眾的活動，隨後參加黨組織外圍活動。1929年秋，陳波兒參加黨領導成立的革命劇社「上海藝術劇社」，在公演外國進步名劇《炭坑夫》、《樑上君子》、《愛與死的角逐》中擔任主角，後因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左翼文化活動受通緝而避居香港。
她在上海藝術大學學習時，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1929年開始從事左翼戲劇活動，同以魯迅為首的志士仁人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4年後，主演了電影《桃李劫》、《生死同心》。1937年率領上海婦女慰問團赴綏遠抗日前線慰問抗日軍隊，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話劇。抗日戰爭開始後，積極跟隨宋慶齡等人參加營救「七君子」的斗爭。
1934年至1938年，陳波兒先後在上海明星、電通等影片公司主演《青春線》、《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壯士》等影片。期間，她追隨宋慶齡、何香凝、魯迅、蔡元培、周恩來、郭沫若等同志，致力於愛國活動並先後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黨的領導下，與史良、沈茲九等人率先成立全國最早抗亡組織「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組織救亡演出隊。她率領上海婦女前線慰勞團赴歸綏、百靈廟、平地泉慰問抗日前線戰士；同時編導、演出多部話劇。1937年8月，她在南京由李克農、葉劍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年底，陳波兒從武漢來到延安。不久，她率「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離延安，渡黃河入晉察冀邊區，又經山西、河北、河南、陝西，深入根據地；開展抗日民主戲劇演出活動。1940年，她率團抵重慶，廣泛宣傳八路軍在戰區及敵後抗敵及生活情況。這一行程歷時一年零三個月，千辛萬苦，歷盡磨難，深入調查宣傳群眾，取得巨大勝利。
1940年，陳波兒率團返回延安，任職於中央馬列學院文藝研究室，導演了《馬門教授》《新木馬計》《俄羅斯人》等反法西斯名劇。
1942年，陳波兒調入中央黨校，她參加5月23日黨中央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毛主席的講話並與主席一起合影，她決心在藝術實踐中貫徹會議精神。這一年，她與姚仲明合編合導了多幕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成為整風的輔導教材，演出反應極為強列。1943年12月，周恩來副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特意觀了話劇，應周副主席之邀，陳波兒及姚仲明到周副主席的住處聆聽指示，周副主席關心抱病堅持工作的陳波兒，並鼓勵她導演更好的戲。
1944年11月陳波兒被評為甘寧邊區甲等文教英雄、馬列學院模範工作者、中央黨校模範黨員。隨後，陳波兒相繼調往重慶、南京、北平等地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創作了電影劇本《邊區勞動英雄》。
1946年，陳波兒到黑龍江的鶴崗，著手主持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創建工作，擔任該廠黨總支書記和藝術指導。從這期間至新中國成立，她創作的電影劇本和輔導、監制的電影有《橋》、《中華兒女》、《鋼鐵戰士》、《趙一曼》、《無形戰線》、《白毛女》、《翠崗紅旗》等26部故事片。
1949年，陳波兒先後被選為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全國文聯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文化部電影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49年底陳波兒奉命調到北京，擔任了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藝術處處長。1950年由她直接領導並提出編創建議，完成了26部國產影片。這些影片的問世和在國內外的放映，給新中國電影事業奠定了一個初步基礎，新中國電影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人民的面前。這是她豐富的經驗、實干精神和領導者的才能與氣魄結出的碩果。電影局在陳波兒的領導下，籌備表演藝術研究所(是現在北京電影學院前身)，陳波兒任所長，王逸任副所長。表演藝術研究所的成立，是1950年7月，在西四石老娘胡同4號，一所三進的大院里。經過緊張的籌備後，1950年9月舉行了開學典禮。陳波兒建立的表演藝術研究所，開啟了人民電影教育事業的新紀元。
陳波兒的辦學步驟是極其認真嚴肅、思考周全的，首先是籌備組的組成人員配製得當，二是從招生到教師聘任、教學安排也都十分明確細致，雖是初創階段，但實施過程都有條不紊。當時參加籌備組的謝鐵驪、王庚堯、巴鴻三人各有所長。謝鐵驪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了l0年，編導演方面都有經驗，又做過戲劇教員，巴鴻在華南和香港長期從事戲劇和電影工作，王庚堯在北京生活多年，風土人情熟悉。在隨後逐步建立的教師隊伍中，她先動員邀請了田漢、曹禺、陽翰笙都很賞識的演員唐遠之、成功演過《趙一曼》的石聯星等來任教，分配學過聲樂的吳青主管語言課教學，又把有藝術組織能力的孫月枝、董克娜調來任輔導員等，形成一整套教學、行政、思想生活管理的班子。
陳波兒在組織教學中請了大量專家和學者來講習所授課。據學員印質明回憶：來講課的課客座教授有：講《社會發展史》斐文中，講《政治經濟學》的金克木，講《民間文學》的老舍，講《電影特性》的史東山、蔡楚生，講《樂理》的何世德，講《作曲》的鄭律成，講《聲樂》的盛家侖，講《民間舞蹈》的吳曉邦，講《體育修養》的馬約翰，講《吐字歸音》的魏喜奎等。
1951年11月9日，陳波兒在上海與編、導、演、創作人員座談作講座時心臟病突發，經同濟醫院搶救無效，翌日逝世。13日，北京舉行了追悼陳波兒大會，陳波兒被稱為人民藝術家。
『玖』 傳播學與新聞學的區別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聯系和區別
一些同學經常問到：新聞學和傳播學有什麼區別？這里找到一篇張駿德教授的文章，盡管本文發表日期較早，但大家還是不妨參考一下——
新聞學曾是傳播學的前身與源頭之一，而傳播學一旦形成獨立的學科以後，與新聞學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關系。中國的情況又有些特殊，無產階級新聞學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新聞事業的過程中形成的。1956年以後西方傳播學陸續傳入中國，給中國新聞學帶來了沖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傳播學對中國的新聞改革帶來了新的理念與改革動力。目前，中國的傳播學已成為21世紀的朝陽學科與基礎學科，與中國的新聞學互相交融，取長補短，共同繁榮。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聯系與區別
在研究本課題之前，有必要把傳播學與新聞學的概念弄清楚。
傳播學是一門以「人類傳播」或「社會傳播」為研究對象的學科。①而社會傳播包括了大眾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等類型。
新聞學是研究新聞信息和新聞事業的特點和規律、新聞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和作用的科學。②它包括了理論新聞學、實用新聞學、歷史新聞學以及邊緣性新聞學等。
傳播學產生於美國，比較科學的說法應為在20世紀40年代形成獨立的學科；而美國的新聞學早在19世紀末就已完善。傳播學在20世紀中葉形成新的學科，正是適應了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發展的需要。以電子技術為標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並擴大了信息傳播的速度與范圍。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語言學、新聞學以及數學等學科的學者們，從各自學科出發，研究信息傳播的規律與傳播效果，而新興的資訊理論、控制論和系統論又為傳播研究提供了理論與方法。正是上述多種學科的交*與發展，導致了傳播學的建立。③可以說，上述這些學科都是傳播學產生的背景學科，新聞學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學科。而傳播學的建立與發展，又反過來推動其它學科、包括新聞學的發展。例如在新聞學的教學與科研方面，增加了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課程與傳播效果、受眾調查等研究課題，並引進了傳播學的定量分析以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傳播學與新聞學都是獨立的學科，它們研究的對象、重點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論和知識也不同，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與滲透的。
在1996年5月上旬，《新聞大學》編輯部曾邀請復旦新聞學院部分師生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系教師，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進行了討論。李良榮教授認為：新聞學理論對傳播學理論的構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一旦構成，傳播學與新聞學產生了巨大的區別：④
1. 二者的研究領域不同。新聞學只研究新聞媒介。報紙的四大塊——新聞、評論、廣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二塊。廣告研究近幾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於電視，只研究其新聞部分，60%以上的娛樂節目不屬於新聞學的研究范疇；廣播亦然。而大眾傳播學對6大媒介的全部內容都研究，領域要開闊得多；
2. 二者的研究側重點不同。新聞學主要研究新聞媒介內部的規律，而傳播學研究媒介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影響，即效果研究，這部分約佔70%；
3. 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聞學以邏輯推理為主，以某個理論為依據，推導出很多理論，屬於直觀式研究。至於大眾傳播學，我們對批判學派介紹很多，因為我們的思路、方法與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多問題、陰暗面。但不能因而誤以為批判學派佔有主導地位。西方大眾傳播學研究的主流是實證學派，無論是數量還是影響，都遠遠超過批判學派。
4. 二者的學科背景不同。大眾傳播學的理論範式很多，涉及的學科廣泛，如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等，流派繁多，觀點龐雜。可以說哲學有多少流派，大眾傳播學就有多少流派。相對而言，新聞學的學科背景比較單一。這是不利於它發展的一個因素。
在那次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形成了共識：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的關系，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滲透，共同發展。
二、對引進西方傳播學的認識
事實上，中國的情況有其特殊性，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根據地新聞事業的過程中形成的，其核心部分是黨報理論，有關黨性、真實性、思想指導性、戰斗性、群眾性等原則都是在延安整風時期（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後形成的，形成了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好傳統。這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黨報理論奠定了基礎，這些理論與原則至今仍是我們辦報（台）的指導思想與原則方法。問題是要不要引進、能不能引進西方的傳播學，並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並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
在這個問題上，矛盾斗爭實際上一直不斷：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復旦大學新聞系編輯出版的《新聞學譯叢》就已開始翻譯、介紹傳播學原理與知識。可惜不久的反右斗爭，使這種翻譯、介紹中斷。
70年代初，復旦新聞系編輯出版的《外國新聞研究資料》又翻譯、介紹傳播學。隨後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內川芳美教授與美國著名傳播學學者宣偉伯相繼到復旦新聞系作傳播學講座。傳播學開始在我國流傳。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種認為西方傳播學是「精神污染」、「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思潮泛濫，對傳播學的研究又進入低谷。以《新聞大學》雜志（季刊）發表傳播學論文的數據為例，從1981年創刊至1987年間，14期共發有關論文16篇；而1988至1992年間，20期只發有關論文4篇；1993年至2000年間，32期共發有關論文64篇。顯示了中間的低谷現象。
直到1997年，傳播學與新聞學一起被確認為國家一級學科以後，上述這種思潮才開始消退，但還繼續存在。
三、傳播學對中國的影響與作用
那麼傳播學作為一門科學，在20世紀80年代引進中國以後，對中國的學科建設尤其是中國的新聞改革起了什麼影響與作用呢？筆者認為有兩大方面的積極影響：
一是促進了中國新聞觀念的更新與改革，推動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的新聞改革。
首先是信息觀念在中國的確立，承認新聞事業是大眾傳播媒介，新聞的基本功能是傳播信息，新聞報道只有在傳播信息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宣傳政策、輿論監督，溝通情況、傳授知識、文化娛樂等多種作用。因此，中國的新聞媒介都在廣大報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質上狠下功夫，採取了各種措施，取得了豐碩成果。
其次是受眾觀念與傳播效果理念。新聞要努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多層次、多方面的需要。新聞只有為受眾接受，才能發揮其社會功能。受眾不需要的新聞，沒有存在的價值，實際上不是新聞。辦報辦台，最要緊的是了解自己的受眾——讀者、聽眾、觀眾。新聞要努力加強與群眾的貼近性、可讀性、趣味性。這些先進理念推動了報紙改版與電台電視台欄目改革。
還有一些先進的傳播模式、包括信息反饋機制的引進，都對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聞改革產生了開拓性的推動力。
這些觀念、理念、模式、方法不僅沒有與我們傳統的辦報辦台理論與原則發生沖突，而且相融、相補充，其中一些受眾調查與傳播效果研究的方法還成為我們改進新聞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進了新聞學的學科建設。
傳播學中的社會控制理論和「把關人」學說、媒介研究、社會功能理論、傳播符號研究、傳播效果研究、受眾研究等，都拓寬了新聞學研究的思路與課題。傳播學反過來成為新聞學學科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新聞院系中設立傳播學課程很有必要。有人擔心，目前的新聞教育中出現了「用傳播學統一新聞教育天下」的傾向，擔心「用傳播學代替新聞學」會導致新聞教學的失敗。這實際是一種杞人憂天現象。目前教育界確實存在某種一哄而起辦傳播學系（專業）的泡沫現象，但這與用「傳播學代替新聞學」是兩碼事。正規的新聞學教育仍堅持著它的傳統特色，而加進了傳播學教育的內容，更有利於新聞人才的全面發展。
傳播學已成為21世紀的朝陽學科與基礎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廣泛，涵蓋新聞、信息、宣傳、廣告、公關、文化、娛樂等各種傳播現象，並與經濟、政治、文化、宣傳、社會教育等各個領域交*；研究方法多樣，綜合採用了思辨、實證、定量、定性等各種有效方法；研究意義重大，適應了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網路時代、國家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傳播學理論與知識，已是全球信息化與21世紀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之必需。本文結尾不妨講一個故事，活躍一下大家的思路：
中國之大，無奇不有。據媒介報道：⑤某大學教授為推廣魔芋種植，幫農民脫貧，數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獨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戶宣傳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幹部宴請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東道主若不收這錢，他就不吃……他常年離別妻女，離別大學講壇，帶走多年的工資積蓄，常年流浪在窮鄉僻壤。風霜雨雪磨礪著他那早已皮包骨頭的凄慘病容。不戴眼鏡，他像要飯的盲流；戴上眼鏡，他像混飯的騙子。任憑他出示蓋上公章的介紹信，很多村民還是拒絕接待他。何況教授不在大學好好教書，拄著打狗棒，到處探頭探腦，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錢財失，只好沿途乞討。最後腿被蛇咬，教授差點死在破廟中。
這個教授似苦行僧，是書獃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信息傳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眾傳播的道理，先出書，或在報上、電視節目中亮相，講解他的魔芋脫貧效果，情況就大不一樣；如果他懂得組織傳播的道理，依靠當地黨政領導，有領導有組織地推廣科研成果，情況也較好；如果他懂得公共關系與人際傳播的道理與方法，橫向聯系各路投資者與志同道合者，組建一個魔芋開發公司，再來一個典範示範，面上開花結果，就像袁隆平種高產雜交水稻那樣，那這位教授可能早就成為知識經濟的帶頭人了。可惜，他什麼好辦法也沒採用，還是用小生產的那一套，當然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可見，傳播學成為基礎學科，決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應在中國「本土化」，進一步普及，從書齋與課堂上解放出來。在當代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運用傳播學的道理解決中國信息傳播中的種種問題，從而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的傳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