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什麼是近代化
如何衡量清前期中國社會發展方向,是清史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本文在對近代化理論和方法做出自己的解釋的基礎上,分析了清前期中國社會轉型的三個特徵:政府對基層社會政治控制的鬆弛化,以及普通百姓人身自由的擴大;商品經濟繁榮和資本主義萌芽;與上述變化相適應的反傳統觀念的興起與傳播。作者認為,清前期的中國社會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態勢。研究中國近代化史,不能置鴉片戰爭以前的發展成就於不顧,不能將1840年前後的中國歷史截然割裂。和西方社會比起來,清前期中國社會的變革是緩慢的,但並未止步不前;是凝重的,但充滿了希望。持續而不間斷的進步,正是我們民族歷史獨有的特色和風貌。�
關鍵詞 清前期 近代化 社會轉型 觀念變遷作者高翔,196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近代化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應該說,從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發展,突破了以前單純通過資本主義萌芽論證明清社會變遷的簡單模式,使人們從一個相對寬廣的視野,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回答中國社會是否發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發展的問題。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們對社會形態問題的認識,起到了推動思想解放,促進學術發展的作用。然而,無論是在國際學術界,還是在國內學術界,近代化與其說是一種理論,毋寧說是一種視角,是一種思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個真正適合中國歷史發展實際的近代化學術構架。理論的貧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們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問題認識的歧異。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會轉型問題,但在進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對近代化問題作一點理論說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
在考察明清社會發展時,學術界存在著這樣一種比較矛盾的現象:一些學者一方面試圖證明中國傳統社會具有走向近代的內在動力,試圖證明中國在晚明(有的甚至認為更早)就已經開始了近代化過程,但另一方面卻否定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和發展,甚至將當年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視為教條主義指導下的錯誤產物,視為應該拋棄的"錯誤命題"。這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這里對"近代化"作辭源考證,但有必要指出這樣一個事實:當今學術界通常所謂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紀以來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現的所謂社會變革浪潮,這種社會變革浪潮,其核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資本主義化,也就是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傳統的(也可以說是封建的)生產方式,用資本主義的新文化代替傳統的舊文化,用資本主義的新制度代替落後的舊制度。有的學者提出:資本主義化不等於近代化。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確實,近代化較資本主義化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內涵,資本主義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橋梁,資本主義階段也並非不可超越,但下面兩個事實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第一,作為通常意義上的封建社會自然發展的替代物,資本主義是惟一的選擇。迄今為止,史學家還沒有發現,在社會自然演變的條件下,除資本主義外,封建社會(或傳統社會、中世紀)有任何別的可能的發展方向;第二,在20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化一直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變最重要的動力。近代化的許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則(如啟蒙思想,市場理論,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傳播,等等),都是在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得到完善的。脫離資本主義談論近代化,正如離開市場談論商品一樣,在理論上是不可思議的,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對中國傳統社會轉型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承認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承認沒有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什麼近代化,那麼,我們就不能簡單否定當年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就不會將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與對近代化的研究對立起來。應該承認,目前學術界對商品經濟、城鎮發展、區域經濟、社會結構等問題的探討,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築於當年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學術基礎之上的,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理所當然地應該是研究中國近代化歷史的核心內容。�
歷史上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化,雖然以資本主義興起與發展為核心,但畢竟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含義。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在向近代邁進,應該確定一些起碼的標准。採用不同的標准衡量中國社會發展,也許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同一問題得出不同結論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所謂近代化至少應該包括下面三個方面的內容:以服務市場和自由僱工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與發展;傳統人身依附關系的逐漸解體,個人自由的擴大,政府對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范化;與上述變化相適應的帶近代意義的社會觀念的出現與傳播。�
在具體歷史研究中,關於近代化問題最主要的切入點有兩個:一是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其基本點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二是從上層建築的角度,其中心內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問題。前者是基礎的,它能揭示出某種社會形態形成與發展的根本動因。後者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從社會控制、價值觀念的角度,從思想流變的角度,回答社會發展速度問題,回答變革方式與變革道路問題。只有將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匯合,融會貫通,我們才有可能對一個時代的發展水平做出大體准確的判斷。�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我們對清代社會發展狀況的認識,目前還有較大的探討餘地,其突出表現是我們對意識形態,特別是社會觀念領域的研究重視不夠。不充分吸收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學術史的成果、觀念史的成果),我們對某些問題的解釋就會顯得僵化和機械,甚至出現將社會發展簡單化為經濟發展,將資本主義簡單化為市場經濟的片面傾向。比較典型的如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我們以前往往將它作為一個單純的經濟史問題,過多地將精力用於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資本主義,不但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的觀念,是資本主義的精神。而新的生產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個合適的文化土壤,需要ò隕緇峁勰畹哪持直涓鏤�疤帷2恢厥佣雜胱時局饕迕妊棵芮邢喙氐奈幕�侍獾難芯?我們對它的認識,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確。事實上,即使進行純粹的經濟史研究,也應當充分注意人的觀念問題。人是社會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社會觀念直接影響著他的全部經濟活動。觀念應該成為而且也是我們認識一個時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對明清史研究者來說,要做到這一點,是有條件的。�
在對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後,筆者將對清前期中國社會發展狀況作粗略考察。我認為,在這兩百年中,中國社會在晚明時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礎上,出現了明顯的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趨勢,這種趨勢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觀念領域,都有十分明顯的體現。�
二、對基層社會政治控制的鬆弛化
研究中國傳統社會,必須高度重視政治問題,原因很簡單,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一種以皇權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調節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配關系的權威工具,而且還直接干預著社會各階層的構成和流動,影響著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風尚。�
清前期中國政治的演變具有兩個顯著趨勢:其一是政治權力的集中化趨勢,其突出表現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皇帝對官僚機構的控制逐漸嚴密,到雍乾時期形成了空前嚴厲的極端君主專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鬆弛化趨勢。這一趨勢在清代十分明顯,然而,迄今為止,尚未引起學術界的應有重視。�
清前期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放鬆,從清初即已開始,到雍乾時期更加顯著,其突出表現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弊政,在這個時期逐漸獲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賤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賤的底層民眾獲得解脫。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二《樂戶惰民丐戶之世襲》記載說: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兩省樂戶另編籍貫,世世子孫勒令為娼,紳衿地棍呼召即來侑酒。間有一二知恥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樂起兵不從,遂將子女編入教坊,乞賜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議行。並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業。"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紹興惰民,蘇撫尹繼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戶。�
事實上,當時被除賤為良的遠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寧國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當"被開豁為良,七年雍正帝又親自下令改善廣東�戶處境,宣布�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不可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盪靡寧"。下令准許�戶登岸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保甲","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盡管清廷的開豁政策不是十分徹底,但畢竟使持續數百年的丐戶、樂戶、�戶、伴當、世仆之處境獲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為編戶齊民,獲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導致社會活力的加強,這顯然是一個巨大歷史的進步。�
18世紀人頭稅在事實上的廢除,各種徭役的減少,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環境的改善。�
遷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遷徙權獲得明顯擴大。中國歷代統治者為了強化政治控制,往往採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遷徙,明代甚至因此引發劇烈的社會動盪。清代,這一傳統被打破了。盡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對百姓的遷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執行。例如,清廷表面上嚴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實際上並未嚴格執行,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內地民人前往耕種者",就"不下數十萬戶",原因很簡單:蒙古已經成為吸引內地過剩人口的重要場所,"今日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養無籍貧民"。甚至對歷來實行封禁政策的東北地區,清廷在乾隆後期也改變政策,允許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處雖號旗民雜處,而地廣土肥,貧民攜眷出口者,自可籍資口食,即人數較多,斷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驗禁止耶?"百姓遷徙自由的擴大,在客觀上產生了兩個重要後果:一是大量無地少地民眾遷往邊疆地區,促進了邊疆開發,邊疆地區農業獲得發展,工商業、教育事業取得明顯進步,經濟、文化、社會景觀和內地出現明顯的一體化趨勢;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鎮地區,特別是中心城鎮地區,使清朝非農業人口急劇增加,工商業因此獲得大批廉價勞動力,商品(包括農產品)的消費市場進一步擴大,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條件日趨成熟。�
清廷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並不進行嚴格干預。盡管清朝統治者重視教化的推行,強調"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內容是強化對知識界的思想控制,這在執行中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政策性,不能簡單地以文化專制主義或文字獄一言以蔽之。總的說來,清廷對民間社會生活的控制是比較寬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統治,一般不進行太多的干預。像乾隆時御史胡定曾奏請查禁《水滸傳》,為清廷採納,但"外間概不遵奉","雖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閱,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稱於每月朔望宣講《聖諭廣訓》,亦竟屬托諸空言,以致愚民全無儆戒,重罹法網"。安靜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為政之道,其核心內容就是政府不能過多干預百姓生活。康熙時李光地曾說:"文案紛冗,生出許多事端,而害總歸於民,倒不如且聽其自然。"康熙帝反復強調:"苟於地繳�?雖清亦屬無益。"並稱:"朕嘗訪問民間,據稱貪官亦無殺民取財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於民。"正是從安靜自然的立場出發,清朝對服飾僭越、生活奢靡等現象,均未採取強有力的整飭措施。康熙帝說:"朕意以為俗尚不能驟更,當潛移而默導之",又說:"天下事有言之可聽而行之不便者,此類(指嚴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強調"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後禁之,明知法不能勝而禁之,則法必不行"。嘗說:"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習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嚴峻,有犯無宥,不能使之永遠遵奉。揆之於理,移風易俗,究以從容不迫為貴。"福格說:"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難治以峻法,枉事更張,毫無利益。如其果行,則商賈不通,衣冠��,更失中華文物之盛,徒使慳吝富兒逐其鄙陋之欲矣。"�這種順其自然的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較長時間里享有比較寬松的生活環境。當然,這個時期也有一些官員(特別是一些理學官僚),從教化的立場出發,試圖整飭風俗,但一般都難以長久維持。像雍正時,著名理學家朱軾任浙江巡撫,"嚴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游山、聽戲諸事",結果頗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馳擔閉門,默然不得意"。及李衛為總督,一切又恢復如舊,"一切聽從民便,細民益頌禱焉"。政府對社會干預面的縮小,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的變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還需指出的是,清廷對社會經濟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強制,而是通過經濟手段。例如,為了調整社會財富分配狀況,改善下層民眾生活,清廷曾有意識地興辦公共工程,甚至採取措施,鼓勵商人大興土木,使"本地工匠貧民,得資力作,以沾微潤,所謂分有餘以補不足"。至於對物價的調節,更多的是通過市場進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兩江總督尹繼善所進《請禁采買短價疏》,即充分顯示了清朝通過市場調節處理糧食庫存問題的水平。清朝糧食儲存,素有存七糶三之例。即每年青黃不接時,政府開倉售糧,平抑糧價,防止糧價飛漲影響城鎮居民生活。在秋成時,收購糧食,充實倉儲,防止物價暴跌,谷賤傷農。應該說,這是一種合理的政府行為。尹繼善在疏中針對這一政策在執行中產生的弊端,即青黃不接時,各地紛紛糶三,秋成時,又紛紛購買,反而導致物價波動,"致妨民食",提出應採取措施,完善這一體制,進一步根據市場供需狀況和物價情況來決定政府行為。尹繼善建議:"嗣後各省州縣凡存倉米穀,除實遇歉收之年,米價過昂,非糶三可濟民食者,不妨額外多糶,准其據實具詳酌量辦理,其尋常歲稔價平之年,不必拘定糶三之例,或可竟全數停糶,或止須酌糶十之一二。總看各處情形,臨時酌辦。庶春間少賣一石,則倉內多一石之積貯。秋成少買一石,則民間多一石之米穀,似於民食倉庾兩有裨益。"尹繼善這道奏疏誠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但更重要的是,他說明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上,無論是涉及官府,還是涉及民間,都主要依靠市場調節,而不是簡單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意味著民眾在經濟問題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經濟利益也能獲得更多的保障。�
三、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評價清前期歷史地位,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恐怕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從理論上講,考察一個社會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條件,商品經濟是最重要的標准之一。商品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但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也只能產生於商品經濟之中,這卻是鐵定的歷史事實。清前期是中國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發達的時期,特別是東南地區,城市化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對此,學術界已有充分論述,本文不作贅述,這里僅根據李燧《晉游日記》所載乾隆後期山西情況,補充幾個資料。清代山西金融業發達,除了眾所周知的票號外,還有所謂"賬局",這是少為人知的一種金融組織。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候選官員。《晉游日記》卷三載:汾(州)、平(陽)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利之十倍者,無如放官債。富人攜貲入都,開設賬局。遇選人借債者,必先講扣頭。如九扣,則名一千,實九百也。以缺之遠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復加月利三分。以母權子,三月後則子又生子矣。滾滾疊算,以數百金,未幾而積至盈萬。�
賬局的開設,已經影響到了京城的社會生活。李燧記載說:"京師游手之徒,代偵某官選某缺,需借債若干,作合事成,於中分余潤焉,曰拉纖。"典當業也很發達:"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吾輩八口嗷嗷,點金乏術,不得不傾箱倒篋,盡付質庫。伊乘其窘迫也,而魚肉之。物價值十者,給二焉。其書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惡其物,所以賤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贖,則物非己有矣。贖物加利三分,錙珠必較。"根據李燧的觀察,城鎮化趨勢在位處內地的山西已經顯露出來。像榆次縣的什貼,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時居然"人煙稠密,為一巨鎮"。至於絳州,"城臨(汾)河,舟楫可達於黃。市塵輻湊,商賈雲集。州人以華靡相尚,士女竟衣綺羅,山右以小蘇州呼之"。社會生產的區域性分工也已出現。像"澤州與潞安,俱上黨地,聯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給於清華鎮,故山右人有終身不識蟹者,而澤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結實累累,文風亦勝於他郡。"上面所用的資料只是李燧個人觀察結果,視野十分有限,但據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當時的山西社會是頗有活力的,如果將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號業、鹽業、葯材業等結合起來,與平遙等地城市發展聯系起來,我們就不能簡單地以"靜止"二字概括山西社會。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發達地區,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國社會商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鎮,以及廣州、臨清、漢口等工商業中心,大商人及商幫的出現(像"江浙殷富至多,擁巨萬及一二十萬者更仆難數,且有不為人所知者,惟至百萬則始播於人口"),正在形成的區域性經濟分工(如"江浙糧米,歷來仰給於湖廣,湖廣又仰給於四川","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等),而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清前期商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資本主義萌芽顯然已經存在,而且獲得發展。在我看來,研究中國傳統社會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不是缺乏資料的問題,而是如何分析資料的問題。資本主義萌芽,不等於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較多的封建殘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即可:其一,生產出來的主要是服務市場的商品,而不是別的東西;其二,生產過程主要由自由僱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員或其他非自由的勞動力完成。至於生產規模,倒不必過分苛求,也沒有必要過分強調資本主義萌芽的延續性,或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移的比重。因為萌芽,畢竟不等於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也不等於要立即建立穩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總督李衛的一道奏摺所描述的生產方式,應該說具有典型的資本主義性質。李衛說:蘇郡五方雜處,百貨聚匯,為商賈通販要津。其中各青藍布匹,俱於此地兌買。染色之後,必用大石腳揣砑光。即有一種之人,名曰包頭,置備菱角樣式巨石、木滾、傢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墊發柴米銀錢,向客店領布發碾,每匹工價銀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給包頭銀三錢六分,以償房租傢伙之費。習此業者,非精壯而強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縣之人,遞相傳授,牽引而來,率多單身。�
這條材料透露出來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資,包頭提供設備,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過勞動,計件獲取報酬,而生產的產品,則供應市場。就其生產組織形式,和16世紀一些英國人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是十分相似的。�
類似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方式,在清前期並不少見,"富者出資本以圖利,貧者賴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圖,不敢擾民滋事",是當時比較常見的生產組織形式,而僱工在身份上,對僱主並不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所謂"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僕名分"。事實上,乾隆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社會財富的積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較明代有了新的發展。尚鉞說:"商品經濟和社會分工,在乾嘉時代較之明末,從經濟觀點看,已是資本主義的所謂原始積累時期。"鄧拓認為:"從明朝萬曆年間到清朝乾隆年間,約當公元16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時期。"過了乾隆年間,在經濟發達的地區,資本主義因素就從萌芽的時期進入成長的時期了。在這一時期,"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仍在繼續發展,工場手工業制度和農業商品化的過程也還表現了某些質量上的新變化,如果歷史條件繼續便利於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獨立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不是將資本主義生產看得高不可攀的話,那應該承認,他們的結論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視的是,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增加,為清前期中國社會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這至少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變化,所謂"朝局士風為之大變","國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缺文乘馬"。洪亮吉將這種轉變概括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開"是新的社會風尚的核心內容,而這與當時東南商人,尤其是鹽商的倡導密不可分,即所謂"奢靡風習創於鹽商,而操它業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為四民之首的士人階層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清代,士商之間並不存在嚴格的社會界限,二者間的流動是經常性的。沈�所說"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即是這種社會現實的集中體現。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識精英都有從商的社會背景,許多重要的學術活動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資助,像鹽商馬曰�與士林名流廣相交接,曾資助過全祖望、厲鶚等著名學者,故其卒後,袁枚吊詩有"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之句。乾嘉漢學的兩個關鍵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學術活動都獲得了歙縣鹽商汪梧鳳的資助,而汪梧鳳本身也是一位虔誠的學問家。人是環境的產物。知識界和商界聯系的加強,不可能不對社會觀念形態產生影響,筆者稍後將作分析的清前期社會觀念的多元化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經濟變遷的重要產物。嘉慶時,惲敬作《三代因格論》,他感嘆說:"古
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為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為之者眾,故利減。"其言即生動反映了乾嘉社會對商人、商業看法之改變。因此,說清前期商業和資本主義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礎上有了發展,而且產生了新的重要的社會影響,是不過分的。�
四、反傳統觀念的興起與傳播
在任何時候,社會進步都必須通過觀念進步體現出來。衡量傳統社會是否在向近代轉變,其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看該社會的成員在多大程度上沖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在清前期近兩百年的歷史中,中國文化完成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歷史性變革,這就是結束了宋明理學在知識界的獨尊地位,知識階層的社會觀念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反對傳統禮教束縛,主張人性自由;反對學術壟斷,主張獨立思考;反對極端君主專制,主張"公天下",成為清前期反傳統觀念的重要特色。這一變革肇始於清初,完成於18世紀,在客觀上為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近代化的全面啟動奠定了原始的,但卻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礎。�
宋明以降,程朱理學一直是居於正統地位的主導意識形態,經理學家們片面宣傳的綱常倫理、道德說教,成為壟斷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鎖,即"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以致文人學士,成為"宋儒之應聲蟲"。沖破理學說教之束縛,就成為清前期社會觀念走向多元、邁向近代的基本前提。�
清前期知識界對理學的批判經歷了兩個階段,順康時期主要是批判陸王心學,與此同時,正統的程朱理學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復興過程。降至雍乾之時,隨著漢學的興起,反傳統思想家們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正統的程朱學術,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實證的方法,對理學家所宣傳的儒家經典提出懷疑和批判,從而導致了理學的全面沒落。此後,理學在士林隊伍中的影響急劇削弱,即所謂"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人們追尋"聖道",研習學問的途徑隨之發生了變化。孫星衍說:"今儒家欲知聖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為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後世應舉之文。"排宋風氣甚至影響到了帝王教育活動。乾隆皇帝感嘆說:"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裡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可以說,持續數百年的理學的真正衰落是從18世紀開始的,而在此之後,理學再也沒有出現過復興之勢,甚至像清初那種短暫的繁榮景象也一去不返。�
否定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說教,主張人性自由,是清前期倫理觀念變革的核心內容。漢學大師戴震憤怒譴責理學"以理殺人",他指出:合理的學術,合理的社會,合理的政治,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尊重人的慾望,想方設法滿足人的慾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達情"為核心的倫理主張:"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清前期最傑出的反傳統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反對禮教束縛,主張人性自由。在袁枚看來,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脫離人情談性,脫離人情談理,都違背了聖賢學問的本意。值得重視的是,袁枚對情、對欲的重視,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他努力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清朝統治實際結合起來,從尊重人情的角度出發,袁枚認為朝廷用人行政,均應以適情、達情為准則,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說》一文中,袁枚明確提出,治理國家,必須以尊重人之情慾為基礎。他說: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慾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眾人無情慾,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慾,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
戴震、袁枚的反禮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識界並不孤立,"人心不可強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經成為不少學者的共識。在主張獨立思考過程中,清朝知識界形成了一股疑經之風,即對儒家經典提出大膽質疑甚至批判,從而推動了社會思想的進一步解放。袁枚明確指出:學者絕不應當以迷信的態度對待儒家經典,而應相信疑經非聖人所禁。從治學"求其是"的立場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