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什麼是「囚籠政策」
囚籠政策"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盪"時所採取的政策.它的基本特點是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然後以封鎖溝,封鎖牆為輔助,從敵佔領區向抗日根據地構成網狀的"囚籠",逐漸包圍壓縮.日寇在冀中8000多個村莊,6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1700多個據點,修築了7500多條公路,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鎖溝.據點周圍碉堡成群,鐵路,公路沿線崗樓密布,點,碉,路,溝互相連接,密如蛛網,把冀中平原根據地分割成為2000塊.然後分區逐塊進行"清剿","抉剔",建立偽政權,加強特務組織,擴編偽軍,大肆搶掠,實行奴化教育.美麗富饒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頭見崗樓,邁步登公路,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狠煙"的恐怖世界.1942年10月,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誇耀說:"華北碉堡已新築成7700餘個,遮斷壕也修成11860公里,實為自張家口至寧夏的萬里長城的6倍,地球外圍的1/4."日軍大規模修築碉堡,據點的日的很明顯,就是要束縛八路軍,新四軍的機動性,便於日軍採取奇襲手段進攻八路軍,達到消滅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目的.
⑵ 什麼是日本武士道
一、武士道——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淵源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士治國及武士道。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是日本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和階級關系變化的產物。武士一詞，初見於721年（養老五年）元正天皇的一份詔書。這份詔書正式承認武士的存在，提到武士、武藝，並提倡和鼓勵尚武精神。在平安時代（794-1191年）初期，開始出現封建庄園。發展到10世紀時，已形成和確立起庄園制。封建庄園的出現和發展，進一步促使大化改新（646年）以後實行的律令制度和班田收授制度由松馳、破壞走向崩潰、瓦解，社會動盪不安。庄園的發展，更導致武士的出現和登上政治舞台。
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源賴朝被大權旁落的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建立鐮倉幕府為標志，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鐮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足利尊氏於1336年建立的室町幕府為第二個武家政權，而德川家康於1603年建立的江戶幕府則是第三個武家政權。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而日本武士階級掌握中央及地方實權的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出於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逐漸形成了武士道。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忠勇義烈和絕對服從等講究「信義」、「廉恥」等封建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導源於神道、佛教、儒學及神權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斗者的倫理規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系，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的武士道。舊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受傳統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現了日本武士階層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這些在日本古典戲曲中都得到長期表演，他的傳奇故事廣泛流傳，戰前還出版了關於他的長篇小說《宮本武藏》，成為暢銷書。宮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條》，將自己平生練功、驚險決斗體會及劍道新派別的要領、兵法奧妙均詳細寫明。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在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與舊型武士道論既相聯系又相對立。
日本古學派的先驅者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繫上，他的全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他以儒家思想論述「武士道」，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600多卷。他聚眾講學，亦是著名的兵學家，有弟子4000餘人。其子的門生中有一位是後來明治維新先驅者吉田松陰的祖輩，故吉田松陰稱山鹿素行為「先師」，並在松下村塾講授素行的兵學，明治維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響。山鹿素行從傳到日本的朱子學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論根據」；提倡遵「忠節」、「武勇」、「義理」等儒家倫理道德，表現出了「盡忠死難」的所謂「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范、規矩和禮法。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揚。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更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經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跡，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這些對後世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蔭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
吉田松陰的「忠魂不滅」說，宣揚楠公（楠木正成）七生報國，永生不死，楠公之後，復生楠公，非止七度。七生原為佛教用語，指可轉生七次，為永久之意。楠木正成為支持天皇中興，欲從幕府手中奪回大權，恢復天皇統治，於1336年（建武三年）在兵庫湊川（現神戶市附近）與足利氏大軍決戰，戰敗後，與胞弟楠本正季用刀互相刺死，死前說將永遠效忠天皇，「七生報國」。後來，楠木正成被推崇為武士道的典範和楷模，掀起建立祭祀正成的神社運動。明治五年（1872年），還建立了紀念正成的湊川神社。吉田松陰在囚室牆壁上也掛出「三餘讀書，七生滅賊」的條幅，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則不同，將永久不滅。松陰自己亦在被處死前寫下了《留魂錄》；「吾軀縱暴藏野，大和魂永不泯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發揮了很大作用。
由於日本武家社會延續近700載，武士階級執掌政權，故而為戰爭服務、崇尚征戰殺伐的軍國主義從一開始就如影隨形，始終伴隨著武士及武士道。而武士，則是軍國主義的身體力行者；武士道則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淵源和精神工具。
二、武士道——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准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維新，是日本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折點，是一場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領域的社會大變革。以天皇睦仁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實權的明治新政府在實行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時期，貫徹執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以推進資本主義化。
「富國強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為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實是「強兵富國」，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舊軍制，建立新的近代軍隊及軍人精神，積極擴軍備戰和進行侵略戰爭。通過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改革封建身份制度、取消封建俸祿等改革，明治政府以贖買方式廢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級及財產特權，武士階層也隨之瓦解。但因武士精神——武士道對明治政權的統治尚有作用，故武士道並未隨武士階層的消亡而消亡，反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倫理的武士道。為建立近代軍隊，在軍事制度方面，於1870年宣布全國陸軍統一採取法國式體制（1878年因普法戰爭法國戰敗而改為採取德國式體制），海軍統一採取英國式體制。明治政府於1873年1月，頒布近代《徵兵令》，建立了近代的常備軍並不斷擴充。與此同時，還於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備軍，不稱國防軍而稱「皇軍」，強調其效忠於天皇。1878年陸軍卿山縣有朋以陸軍省（相當於部）名義發布的《軍人訓誡》，就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向軍隊灌輸絕對尊崇天皇的思想；還特別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揚軍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於「忠誠」、「勇敢」、「服從」。1881年建立了憲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義發布《軍人救諭》，再度重申軍人應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等。1890年更頒布《教育敕語》，倡導全日本國民均「應義勇奉公，以輔仁天壤無窮之皇運」，以為天皇之「忠良臣民」，從而確立了明治時代的武士道。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學倫理為基幹，受佛教禪宗及神道教的諸多影響，但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武士道的內容既有舍棄，亦有保留，更有較大的發展變化。其保留的內容有：一是以忠孝為本，尊崇五倫五常等儒家倫理綱常。《教育敕語》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並與「皇祖皇宗」的「肇國宏遠」相聯系，稱其為近代日本「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淵源」。還有意識地宣傳家族國家觀，奉天皇為最高家長。在五倫五常方面，《教育敕語》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兩道，但以武為先，強調「尚武精神」。作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國強兵」是明治時代軍事立國的路線，宣揚「尚武」乃日本「國質」的「武國論」。《軍人訓誡》規定「勇敢，投入戰門，敢冒風險以成功名」為軍人三大根本之一。《軍人敕諭》則規定軍人「必須尚武勇」，聲言「武勇乃日本自古以來最尊貴之特色，身為日本人，若無武勇，則愧為日本臣民」等等。三是強調奉公效忠意識，《軍人訓誡》將忠誠列為軍人三大根本之一，強調「自古以來，日本武士以忠勇為主」，「而今日之軍人，縱然並無世襲，亦與武士無異。故應遵循武門之習，以忠勇為主。」《軍人敕諭》也要求「軍人必須盡忠節為本分」，即使赴死，「也不得破壞此節操」，應「一心一意，恪守忠節」。《教育敕語》則要求全體日本國民「義勇奉公」。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舍棄和變化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舍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個人，即由多元化轉為一元化的效忠對象。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體制，天皇成為舉國唯一的效忠對象。明治時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愛國」為核心的。《軍人訓誡》要求官兵「對聖上御事」，「不可鬆懈恭敬之意」。「軍人」自列入軍籍之初，已宣誓「擁戴皇上，忠於朝廷」，故應「盡忠節於國家」。《軍人敕諭》宣稱「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率」，軍人的責任在於「保證國家，維護國權」。《教育敕語》則要求日本臣民走上戰場以「輔佐天壤無窮之皇運」。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是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舍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變成對外侵略的日軍的精神武器和精神支柱，成為侵略之道和殺人之道。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天皇在1868年發表的《宸翰》（御筆信）宣布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軍人訓誡》稱軍隊「為國家之土城」，《軍人敕諭》鼓吹軍人在天皇統率下「保證國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華於世界」。尤其是以發布《教育敕語》為標志，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遂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武士道惡劣影響的要害是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鐵的歷史事實無情地告誡我們，當武士道向惡、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殺成性、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傾斜之時，就是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遭殃之日。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只是帶有濃厚封建主義殘余的資本主義：政治上的近代天皇制度，經濟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觀，社會上的武士特徵，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並未隨著武家政治的終結、身分等級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進入近代社會就畫上終止符，相反進一步滲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舊日本的建設者而且是其產物的武士道，現在仍然是過渡的日本的指導原則」⑧。武士道惡性膨脹成為近代日本國民道德的核心，進而釀成軍國主義的溫床，反過來又為軍國主義徹底奉獻。
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級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級領導的實權，也幾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據1871年至1986年的統計，93名省「卿」與「大輔」（部長、副部長）中，華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僅1人。明治時期33名陸軍大將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軍大將中皇族1人、士族14人，無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員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舊大名出身者。不難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營，唯有資格指導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結果，整個國家機關之中都滲透了武士的勢力」。這些人掌握權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駕馭民族，制約社會。
武士領導者完成的一個中心任務，就是使武士道惡性膨脹：先是把武士道灌輸給士兵，1878年以陸軍省名義頒布《軍人訓誡》，把「三德」作為近代軍人的天職，向士兵灌輸「忠誠」、「勇敢」、「服從」的武士道精神。繼而武士道衍成「軍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譽頒布《軍人敕諭》，規定軍人應遵循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等項規范，把武士道進一步發展為近代軍人的信條。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勢下變形發展，成為新時期的武士道——「軍人道」。最後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譽頒布《教育敕語》，把國民道德規范總結為「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兩大綱目。這樣，就使臣民對於天皇的「忠誠」賦予「愛國」的意義，使武士道精神披上「愛國主義」的軀殼，體現出近代國家意識。於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為近代日本教育方針的靈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輸。實際上《教育敕語》遠遠超出學校范圍，使學校、家庭、社會結合起來，三位一體，作為全體日本國民的道德規范，統制著人們的意識形態，限制人們的言論行動。
明治政府通過這些法律、法令使全體國民「平常要其家庭、學校、兵營里，只受到為天皇獻身的教訓，而不知有其他。」強調武士道和軍人精神、國民道德的一致性，於是武士的實踐道德，演變成了全體國民的實踐道德。這樣，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愛護和尊敬日本的國體，維護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要求日本國民忠君愛國的所謂「日本精神」上。從而建構起以武士道精神、國家主義為核心，以忠君愛國為內容的近代國民道德。
「明治初年的富國強兵政策，以創建中央軍隊，扶持軍事工業為開端，從整頓戶籍，義務教育制度，強化警察網，整備交通網，充實官僚機構來看，其中無一不是以建設強大的軍事國家為目的的。」11不難看出「富國強兵」參照系是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德富蘇峰曾說「君民一德，舉國一致之帝國主義，即對內實行平民主義，對外實行帝國主義，並一貫以皇室為中心主義統轄二者。」即建立一個以天皇制為中心的軍國主義。這一思維軌跡就是「失之歐洲，取之亞洲」然後「合並世界各國。」「這種思維方式如果僅僅掌握幾個書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麼大事，它也絕不能使日本文化畸變，但危險的是這種思維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軍、政界首腦。因之它不但可以轉化為日本現實的思想、觀念、戰略，而且直接變成日本政治、生產的實踐活動」。這種思維方式通過各級政府中掌權的武士，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主導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產生的思想觀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最後，這一思想觀念終於畸變出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
「在現代化的全過程中，日本傳統文化中武士道與神道都適應『富國強兵』的需要轉變自己的功能」。這些思想觀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窮兵黷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幟下，全體國民自動地集合於天皇周圍為其效命。正是因為有武士道這張溫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資本主義變成極富侵略的軍國主義。武士道成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之魂，在為法西斯服務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變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武士道。
武士道的最大特點首先在於它不是一種單純的信仰，而是一種必須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為軍國主義的銳利武器，其根源就在於它是武士，進而是全體日本國民身體力行的實踐道德；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無條件效忠主君，對主君的忠誠觀念凌駕於其他所有倫理之上，將無私獻身作為武士的最高義務和最終行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時也是「死」的宗教，從軍事意義上說唯有「忠」和「死」最能體現徹底奉獻。
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對主君的「忠」和為主獻出生命來武裝軍隊。這支軍隊是不要命的軍隊，隨時准備為主君、為天皇獻出生命。這支不要命的軍隊，既是勇猛頑強、戰鬥力極強的軍隊，同時也是最粗野、殘暴、毫無人性的軍隊。這支軍隊在幕府時代，由武士組成；在明治維新以後，則是臣民皆兵。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佔領台灣，吞並琉球、朝鮮，侵略中國、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軍國主義徹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所利用，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服務，武士道精神沿著為戰爭和法西斯服務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國民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當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侵華日軍暴行令人發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駭人聽聞的。正如萬峰教授所說，這一切讓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嘔、深感憎惡，便想起太陽旗加軍刀，想起燒殺擄掠、姦淫婦女、無惡不作和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
有史作證：武士道的最大惡劣影響是為戰爭服務、助紂為虐、危害人類和平的軍國主義；用武士道思想武裝的軍隊是隨時准備獻身主君、獻身天皇的軍隊，這支軍隊由置生死於度外的亡命之徒組成，其戰鬥力和破壞性都是罕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武士道的惡劣影響暴露無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的災難，只有「磬竹難書」四個字才能如實形容。武士道已深深紮根於日本民族精神之中，與武士道如影隨形的軍國主義並未徹底消失。因此，世界人民務必時刻警惕，以防日本軍國主義再度復活，危害人類和平。
總之，武士道是日本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罪惡在意識方面的劣根，武士道痼疾侵害著日本民族，毒化著國民的意識，袒護著軍國主義，甚至引發出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傾向。這尤為令人擔心，值得世人警惕！
當然，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也有應對的良策，那就是不折不扣地遵照鄧小平同志的話去做。小平同志說：「對付這種軍國主義傾向，不僅要加強批評，揭露，而且要扎扎實實地做一些發展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系的事情，加深我們之間的友誼，加深我們之間的了解，加深我們之間的感情。」
摘自《世界歷史》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