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北京銘志明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北京銘志明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01月28日，主要經營范圍為技術開發、技術推廣、技術咨詢等。
法定代表人：和彩雲
成立時間：2013-01-28
注冊資本：5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110102015599581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外大街乙10號702室(德勝園區)
⑵ 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特點
五、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革沿
一、關鍵詞 古代書院制度 革沿
二、思考題
1、簡述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
2、試比較書院與官學、私學之異同
三、參考書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在系統地綜合
和改造傳統的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書院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1000餘年，成為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觀。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前者如集賢殿書院為藏
書修書之所，後者為文人士子治學之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
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採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
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範。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
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
1）控制書院辦學的領導權
元代書院的中後期，其山長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員出任，他們是朝廷命官，納入官制系統。
2)控制書院師資延聘權
元代書院的直學、教授等須經禮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審批或在朝廷備案。
3）控制書院經費使用權
元政府通過給書院調拔錢物，遣員到書院監督使用，對經費進行控制。
此外，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採取這些措
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為科舉的附庸。不過，元代政府對書院改造所持的極為審慎的理性克制態度，值得注意。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甦，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3）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
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採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HTH]（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形成機制
書院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思
想文化源流密切相關，而且與封建經濟的發展及期獨特的政治結構緊密相連。
1）思想文化因素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孔子首創儒學，後經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由此成為官方哲學和統治方略。隋唐以後，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為與佛、道抗爭，再創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無可避免地要擔此重任。當然，宋代理學家，並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維
到了南宋，由於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科舉的腐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有識之士，紛紛避居鄉野民間，創辦書院，潛心研究學問，力圖再造先秦儒學的自由講學之風，藉以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矯治社會弊病，以復興華夏民族。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書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興，它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私學的制度化階段，為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傳承和傳播做出了歷史貢獻。
2、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徵。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從歷代書院的確立來看，往往與皇帝賜匾額，經書或學 有關。宋初的六大書院皆是如此。
2）注重藏書、讀書
宋代「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為藏書之所」 ，而藏書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宋明的書院，更多地承襲了私學講學自由、各有所本之風習，以傳播學術思想為職志，宋代理學的流行與書院自由講學，研討學術的追求密不可分。
4）堅守儒理，與佛、道爭勝
書院是「三教」鼎立、爭斗和兼容的產物之一，可為印證的是書院的確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開始。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這與佛、道的抗爭與影響不無聯系。
3、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
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
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幹、典謁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
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
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
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
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
活發展緊密 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四)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就在東方古國中國書院制度日趨成熟，空前興盛之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近代大學，就其產生的特點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古代書院不無相同之處，但卻與書院有著明顯有別的歷史命運，為此，筆者將從文化的層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就文化與書院和大學的關系而言，兩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
的影響和制約。
1、制度文化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說，中國古代與歐洲中世紀相比，在政治體制和宗教勢力兩個方面大有差異。
1)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統治政權，其政治體制始終是高度集權。與中央封建集權保持一致就成為書院延續的必要條件，當書院的自由研究、論辨講學沒有觸犯統治階段利益和動搖其政治秩序時，或者中央政權無力顧及書院的越軌行為時，書院方顯自己本色；一旦書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書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毀或者屈從權勢而走
上官學化的道路。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不同，當時的歐洲可能更近似於我國春秋戰國諸候分立的時代，許多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並立，這才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辦學的自主成為可能；從歷史上看，歐洲中世紀大學較小受到世俗政權的干涉和干擾，中國書院卻很少有那麼幸運。
2)宗教勢力
中國文化素以非宗教化為榮，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來的道教充其量僅是一種准宗教，外來的佛教也沒能發展到與王權抗衡的程度，世俗權威始終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對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現為書院教學與研究與社會政治聯系，對於消除社會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有益。後者主要表現
在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職觀念，使書院難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誘惑，從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這必然影響到書院學術的范圍、質量和深度。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勢力強大，宗教對大學的影響遠遠大於世俗政權。這種影響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帶有濃厚蒙昧色彩，但宗教為論證教義的合理性而主張廣涉博覽各個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同時也陶冶了人們的敬業鑽研的職業情趣，鍛煉了人們的思維的嚴密性，從而為科學文化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智力資源。
2、觀念文化
從觀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異更為巨大。筆者再從文化取向和學術自主這兩個方面，
對書院和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問題在中西教學思想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在西方，主智主義可以說是貫穿西方教學價值觀思想歷史的一條主線，源遠流長，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倫理本位和極端實用主義備受尊崇，自然科學知識長期被正統教育所排斥，單純為政治服務，視學問為晉身之階，求仕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綜觀中國書院制度將近1000年的歷史中作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注重人倫綱常之道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價值取向，從而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主張自省，而不主張向外探索宇宙的奧秘，反映在教育內容上就是教育
與自然科學知識分離，教育內容排斥科學知識。中國書院雖然注重相互爭鳴的學術研究，但書院大師們在維護宗法封建社會這個根本問題上則是一致的。雖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數量上的變化，而無實質性的變革。中近代的落後與重德輕智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歐社會開始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現，中國世紀大學不僅為當時各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且成為培育新一代學者的園地，學者們不僅擔負起保存文化，傳遞文化的責任，而且擔負起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天職，雖然他們沒有沖破封建教會的控制，但在時代需要的推動下，他們注重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科技文化知識的傳遞，這是對傳統基督教神學教育獨霸講壇
的一大突破，客觀上為促進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學術自主
學術自主意味著學術要從政治懷抱中自由出來，只服從真理的標准，而不受外界的壓力。
中國封建社會政教合一，教育必須受政治權力的擺布，中國古代書院也如此，它始終未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學術無自主性，由於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祿的引誘，喪失了書院淡泊名利，專志於學術研究，志在治學修身而不事科舉的初衷，最後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的附庸。當近代革命在歐洲發生時各國都從科技成果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時，而中國的童生士子卻長年累月地蠕動在應試趕考的黃土路上，在考場上比試如何寫好八股文，如何代聖人立言。正因
為書院缺乏學術自主性，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時興時衰，時浮時沉，隨著封建社會政治
、經濟、文化的沒落，書院制度及其優秀傳統又被封建社會所埋沒。
中世紀大學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大學可以拒絕來自外部的各類干預，並為獨立生存和自由研究爭取了一定的「特權」，這對科學研究和學術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學術自主，使中世紀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對西方文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大學不僅成為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文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大學的產生和發展，才使西方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積累、冶煉、更新和升華，構築起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大廈和開放性的
知識系統。也正是在這個進程中，西方的大學制度也不斷地完善，因而能夠從容自由地應付新的文化挑戰，歷久而不衰。
由此可見，相同的時間，相同的機構，卻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歷史命運，很是值得深思體味的。
⑶ 中國古代教育史
你想要的是中國古代教育史，那麼就請從頭看起（比較多，我適當刪減給你轉載一下）：
有文獻記載的可追溯到有虞時代舜所設庠，舜時，設庠為教，分下庠，上庠，七歲入下庠，庶老為師，十五歲入上庠，國老為師。
我們從上古時期就非常重視教育。
先秦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時期，孔子辦學，開啟了私學教育。
夏商時期的情況是這樣的：夏朝，國家就設立了以「序」為形式的官方學校，到了商代中華文明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積累，並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統，在此基礎上，開始出現新的學校形式「瞽宗」。從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發現當時的學校還被稱為：大學、右學等，教育的對象主要面及貴族子弟，學習內容以文武、禮儀、樂舞等為主，在天文、歷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師則由巫師、樂師或者政府官員充當。
周時期進一步發展：西周時期，政府設國學和鄉學兩類。國學又分大學和小學兩級，而鄉學則多稱為庠、序、校、塾等。《禮記. 王制》記載，「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西周前期，因戰事頻仍，學校教育以武事為主，而西周後期政權穩定，開始傾重文化教育。當時大學學習以禮、樂、射、書為主，而小學則多學六藝基礎知識。而此時的教育依然一貴族教育為主，平民是很難進入官辦學校學習的。
出土於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記載，「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學，女勿克余乃辟一人」，意思是大孟年紀很輕時父親就死了，他繼承了父親的官職。康王就對他說:「你年紀這么輕就做官，我要你進我的小學。」。
教育內容
一為書、數，西周時，人們已經開始在學校教授基本的計算方法，類似今天的「九九乘法表」一樣。二為射、御，主要教授學生駕駛車輛、戰馬，並學習射擊等內容。三為禮、樂，此部分主要學習《周禮·春序》中記載的吉，凶，賓，軍，嘉等禮儀規范。
教育方向
一為西周統治者要求學生能夠在學習上涉獵廣泛，文武兼備，周成王對伯禽說:「夫有文無武，無以威天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就是這個意思。二為統治者要求學生能夠將所學在實際中熟練應用。三為周朝的教育側重點不同，有前重武後重文現象。
教育特點
西周教育的最大特點就是「學在官府」，而且還專有教育的器具和材料，《周禮·地官司徒》說：「閭共祭器，旅共表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可見禮樂之器當時是多麼重要的物什。
東周時期，戰亂頻仍，禮樂崩壞。周王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諸侯開始為政一方，不受管制。諸侯開始在設立自己的官學，稱為「癢宮」。然而此時的教育開始由官方向民間延伸和發展，「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所謂「百家爭鳴」就是當時教育的典型寫照。孔子出名正是因為他開創了私人辦學先河。之後諸子百家多是各自立學說，招門生，既是教育，又是宣傳。由於戰亂頻仍的關系，各國都需要大量的人才為自己服務，而私學的盛行正好滿足了統治者的需要，也帶來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教育繁榮。此時的教育脫離了官學形式的束縛，開始變的多樣性，可以說是無所不談，從生到死，從和平到戰爭，從法律到訴訟，無所不包。諸侯開始脫離官辦教育的角色，主要以「養士」來吸引人才。教育特點上首先內容無所不包，其次學宗百家，三為講求實踐與實際相結合，且教育場所不固定，或家，或官，或野。四為教育平民化。
秦代：後，初設博士之官，掌管全國教育，因多愛批評時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並批評私學的存在，「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學議之」。秦始皇採納李斯意見之後，實行嚴酷的專制統治，取消並禁止辦私學，焚書坑儒，屠殺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學習的人「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擊。
漢代：。漢武帝於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詩》《書》《易》《禮》《春秋》拔高到「經」的地位，並設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傳記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針向「獨尊儒術」轉變。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立太學，置弟子五十人，設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典。其時在郡國稱為學，在縣稱為校，在鄉稱庠，在聚稱序，學、校分別設經師一人，庠、序各設孝經師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學教育。新形式的官辦學校開始形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教育開始以儒學經典為主要教授和學習方向。將儒家經典作為課堂的必修教材。人們在官學學習儒家經典，進而通過「舉孝廉」、「征茂才」、「舉賢良方正」等方式進入政府。太學設立後，對學生的出身不做嚴格要求，為才華出眾是舉，並對家境貧寒者提供資助。
兩漢時期，國家教育管理機構也逐步完善，中央設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辦學以後，地方學府興起，由行政長官兼管。太學或其他中央學校以及地方學校主要教授學生儒家經典，兼插六藝，在辭、賦、畫、書等方面也無所不包。
私學方面雖然沒有得到更多發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學接近。幼年以認字教育為主，少年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青年以研究和應用為主，基本和官辦學校教授內容相同。
魏晉南北朝：由於「喪亂弘多」，政局跌盪，官學衰落，士族階層轉而從《老子》、《莊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學清談」。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內容除官學外，已不在以儒家經典為主，開始教授相對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觀點，不再學宗一師，且不主張學習和實踐相結合，講究清凈無為。
地方私學興盛起來，憑藉「朝章寬簡，政網疏闊」卻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的情形是「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兩個方向發展，而家族式教育成為這個時期的主流模式，進而士族家庭人數繁多，逐漸形成了世族勢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學為主，更兼玄學及博弈書算方面，並將儒釋道相互摻雜，教授知識面也逐漸變廣。此時民間多學經學，而貴族家庭則更傾向詩、書、朝儀等方面，有些家族則世代只通一門，或歷史，或禮儀，或琴棋書畫，王獻之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隋唐教育的系統化：隋唐時期由於政治、文化、科學、經濟等方面都發展迅速，國家教育模式也擺脫了漢代獨尊儒術的觀點，同時兼顧佛道思想，逐漸形成以儒學為主，佛道為輔，兼通六藝的發展方針。
隋文帝開國後，在中央設立了國子寺，設寺祭酒轉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學等充當老師。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算學、書學等專科學校，大理寺同時設立了律學，教授法律。由於隋初學校系統發達，學生眾多，但人才鮮少，隋文帝下詔廢天下之學，只保留國子寺一所綜合式學校。國子學後改稱太學，而隋煬帝以後，國子寺改為國子監，並在地方設立庠、序等學校，教育規模逐步擴大。但由於隋煬帝好興邊事，戰爭不斷，學校教育最終變的徒有其表，失去了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意義。 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始置進士科，開創了科舉考試制度，為國家教育和選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於創制之初，規矩尚不完備，考試內容、方式等沒有定式，所以對國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響。
唐朝是中國教育完善和發展的重要階段。唐高祖建制以後，繼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國子監之外又設立弘文館、崇文館兩所貴族式學校。地方設立州學、縣學。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還令當時在各學科有造詣的官員編寫各科教材，指定為「國學行用」書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學生來源也屏棄了魏晉唯出身的陋習，不分貴賤，唯才是舉。科舉考試制度也在這一時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則天還創設武舉，以選拔武術人才。唐朝後期，韓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強調教育對一個人品性的影響。唐朝教育隨著國力日盛，繼而發展成為國際教育。高麗，新羅，百濟，日本，安南等國家都派遣了留學生或留學僧來國子監學習各科課程。據統計，當時中央和地方學校在學人員達到6萬多人，各科人才備出，專科優異也可為官成為那個時期的主要體現。主要的教育機構是國子監。國子監設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長官。設司業二人，助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設丞一人，督導學生學業。設主簿一人，負責文書簿籍，掌管印監。府州縣學學生由長史掌管。國子監設有博士、助教、直講等，主管經學教授。老師多以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充當。
弘文館則是主要生源。崇文館要求學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國子監為文武三品以上，太學五品以上，四門學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學優異者都可參加。律學、書學和算學需八品以上並兼收社會專攻型人才。級別上，弘文館、崇文館最高，國子監次之。中央學校生源選拔主要來自貴族子弟及各地考試優異人才。地方官學中的優秀人才也可經推薦、考試後進入太學學習，平民入學者稱「俊才」。學生學習時間長短不一，入學時間也不相同。畢業年限分6年和9年兩種，按學習科目劃分。
官學分旬試、歲考、畢業考三種。旬試即10天一考，考試內容為背誦和講解儒家經典。歲試即年終考試，考試內容以年內所學所有課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個分數線。下等為不及格，需重新學習，不及格三次則需延長在校時間，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學。畢業考由博士出題，國子監祭酒監考。各學學生能通二經者，平民能通三經者，才有資格考試。各地官學考試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級學校學習，直至升入太學、國子監學習。
宋代：重文輕武政策
宋初皇帝採取「重文輕武」政策來緩解武將謀國的壓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這一政策也體現在國家教育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在解除武將兵權的同時，重用儒臣，實行儒臣執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後後，提倡「用文德禮治」，「遵周孔之禮」，主張以儒學為修身之道，同時講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
興學運動
第一次興學運動發生在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即「慶歷興學」。旨在對教育機構和科舉制度進行改革。 內容有在州縣設立學校，擴大太學和國子監規模，增加講經博士人數，規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參加科舉考試，考試內容改為策、論、詩賦三種。但運動因組織者范仲淹被罷黜官職，只進行了很短的時間，就匆匆結束。
第二次興學運動從宋神宗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始至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繼續推進，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導，改革內容將太學分為三個等級，即所為三舍法，下舍成績優秀升中舍，中舍優秀升上舍。熙寧四年五月在地方設立官學，撥學田，置小學教授。十月頒布「三舍法」，改革太學。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頒布太學令。改革科舉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認為國家選拔人才應「本於學校」，提出停止明經試科，增加進士名額，取消科舉考試中的詩賦、帖經和墨義內容，改為經義和策論。同時恢復各類專科學校。王安石還提出學校教育要」求專門，兼文武」，在東京設立武學，教授軍事知識。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設立了經義局，對《詩》、《書》和《周禮》進行新的注釋和講解，匯編成《三經新義》作為全國教育系統統一經學教材。此次興學運動時間長，成效大，但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興學運動也中途而廢。
* 第三次興學運動從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開始，這年八月，詔天下興學，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州學，州學生三年升太學。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詔以學校取士，停廢科舉。崇寧興學的目的在於恢復第二次興學運動中的改革內容，學校制度變化不大。
宋代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在路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布，多以五經為主。
有宋一代，各地書院式私學盛行，主要由於自唐朝以來，印刷業發達，書籍增多，民間可掌握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增加，又因五代時戰亂四起，教育中斷，想學習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學識的學者的周圍，既而形成書院。宋朝時，官方為了對私人辦學進行管理，對私學「賜匾」、「賜書」、「賜學田」，給予承認，於是書院形成了以私學，半官辦，官辦私學等多種方式。另外由於當時有學識有威望的學者，比如朱熹、陸九淵都喜歡在書院講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書院式私學的威望。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茅山書院。�南宋時期，書院規模擴大，學生增多，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辦學和上學的風氣。書院也從最初的教學場所變為兼顧研究的學術機構。
兩宋時期，由於國家重視文人，經濟發達，使得國人受教育程度也越來越高，對於受教育的目的，怎麼教育人，各時期沒有統一觀點。王安石主張學以致用，為國家政治服務。范仲淹主張學以研究，為國家體制的改革服務。陳亮等人主張受教育是為了謀取功名，建功立業。這時期的學派代表都主張」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的知識都可以拿來學習。南宋時期的程朱理學主張受教育要「明天理，滅人慾」，主張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人的品德，強調教育的連續性，提出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教學的基本用書。
遼金兩國的教育
遼金兩朝為了鞏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統治，籠絡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地方設州學、縣學，並舉行科舉考試，推崇儒釋道思想，對中國教育起到了推進作用。對於本民族，遼金還設立了特殊學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創設女真國子學，僅限金人子弟優異者入學。地方還設立女真學府及京外醫學。在宮廷還設立宮廷學校，專門教授宮女。
元朝教育的低迷
元朝統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設立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三類學校。地方上各級行政區域除設立普通官學外，還設立了培養專門人才的醫學，蒙古學，陰陽學。在農村還設立社學，社學是一種啟蒙式的小學校。雖然元代也於公元1313年恢復科舉制度，學習和考試《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主，講解以以朱熹《四書集注》為准。以註解《四書》為考試內容，也從元代開始。雖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體系，但由於統治者過分強調種族優越性，將國家管轄的民族為為不同等級，蒙古有蒙古法，而漢人有漢法，造成種族對立。元朝的教育制度並沒有緩和這種對立情緒，進而轉變為大規模農民暴動，導致亡國。
明朝教育的興盛
教育機構逐步擴大和完善
明朝開國後，朱元璋非常重視教育，並在劉基、宋濂等大臣的參與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國家教育的方針政策。明朝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宗學、武學、醫學、陰陽學等學校，地方上，在內地省份設立府學、州學和縣學，邊疆省份設立衛學，統一名稱為「儒學」，按照地方行政等級不同稱為都司儒學、行都司儒學、宣慰司儒學、按撫司儒學、諸土司儒學等。洪武八年還在鄉村設立社學，明孝宗弘治十七年還規定鄉村每35戶就要設立社學一所。中央以禮部作為全國教育管理機構，地方則在諸路設置學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為照顧功勛舊臣，對這些人的子孫特別優待，他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直接進入學校學習。生源一般分為「舉監」、「貢監」、「蔭監」、「例監」四部分，前二者，多為地方選拔的優秀學生，後二者多為官員子弟或對朝廷有物資貢獻人的子孫。在國子監讀書的稱為監生。此外還有來自朝鮮和琉球的留學生也在國子監學習。
八股取士
由於科舉考試實行幾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來越復雜，而在考試內容方面也越來越狹窄。明朝科舉考試提倡程朱理學，以「四書」、「五經」為主。而「四書」、「五經」又以《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科舉取士的唯一教材。並作為全國教育系統的統一教材。在考試模式上，也規定必須使用八股文寫作，字數也受限制，內容不能自由發揮，這嚴重影響了學生思想的多樣性。
書院政治
明朝初期，書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後又逐漸小范圍恢復。但這時期的書院已經褪掉私學的角色，成為了官學的另一種形式。張居正當政時，以書院學生聚齊在一起發泄對朝廷不滿為由，大量毀壞書院。明朝末年，無錫人顧憲成被罷官歸還原籍，出於對朝廷政治的不滿，遂聚徒講學，並以東林書院為基地，不時議論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應，形成了歷史上的「東林黨」，逐漸捲入政治旋渦中，書院教育也逐漸失去以教育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斗爭的工具。
王守仁的道德教育與明末啟蒙教育理論
明朝中葉，王守仁對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學提出批評，認為程朱理學講求的品德修養和現實嚴重脫鉤，應該將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義信等對自身的實際的道德修養，掌握辨別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養」，有事無事都要時刻對自身和外界進行是非錯誤的辨別。王守仁還主張對於萌芽教育，要順應孩子的「樂嘻游而憚拘檢」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隨著社會矛盾激化，邊界戰爭和內部人民暴動頻起，以及在經濟發達地區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張人性不分善惡，是與生俱來。他們批評程朱理學主張的中庸之道，反對無關外界的「修身養性」，提出教育要」經世致用「，學習各方面知識，反對八股文鉗制人的思想，講求學習和實踐結合，學會應用所學知識，趨利避害，強調「履事、習事、實歷、習行、習作、實踐」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
清朝傳統教育的衰落
清代前期國家教育體系沿用明制，順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復科舉考試，並修復國子監，改稱國學，設置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典簿等官，並設府道州縣學，鄉村設置社學、義學，邊疆設置衛學。為滿族和蒙古族設宗學、八旗學、蒙古學。後來在國學內設立滿洲司，允許八旗子弟進入國學學習。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體制變化不大，除進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礎建設以外，還增加老師的人數，提高老師的授課水平，注重選師的能力和學識。清朝也接受外國留學生在國子監學習，比如俄羅斯，琉球兩國在不同時期都派遣過留學生。
清朝教育在考試方面對科舉制度作了更嚴格的規定，在嚴肅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細致的規定，並相應的提高了科舉考試人員的待遇。順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作弊案成為清代前期最著名的考場舞弊事件。由於清朝政府注重漢族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中，規定宗室不參加鄉、會試，旗人、蒙古人不得錄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帶來的考試不公平現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規模和入學人數分配考試錄取名額。然而由於清朝在教材上以「四書」為主，考試內容也是在四書中尋章摘句，讓考生根據官方註解進行解析，使得學生為了考試而考試，學習面過於狹窄，達到不知古不識人的程度。鴉片戰爭之後，洋務運動如火如荼，青年學生開始被派遣到外國留學，帶回先進技術的同時，也帶回許多先進的觀念。在傳統教育和外國教育的碰撞中，傳統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來越受到留洋學生的輕視。張謇提出「教育救國」，希望通過學習外國先進的文化，挽救中國的衰亡。但他不主張完全嫁接外國教育模式，提出嚴格教育論，「凡教之道，以嚴為軌。凡學之道，以靜為軌，有害群者去之，無姑息焉」。容閎提出中國教育應借鑒西方模式，取消科舉考試，讓學生學習各方面知識。國家經歷洋務運動、庚子國變之後，傳統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評日間增多，以至於光緒三十二年，朝廷廢止了傳統的科舉考試，改設新學，先按傳統考試發放錄用人才，在設立小中大學堂之後，又根據成績優劣授予功名式文憑。
自此，中國新學開始，新式教育興起，中國教育史也不再是古代教育史了。你可以自己w-i-k-i網路不讓我發他們的網站。用谷歌搜一下。我是轉自那裡的。看看還真是長知識。
⑷ 明學教育培訓學校怎麼樣
明學是一所培訓機構，如果你要上學的話，我建議你不要去培訓機構，因為那裡會魚龍混雜什麼人都有。如果你要學技術的話，我建議你來合肥騰飛學校，因為合肥騰飛，學校在合肥辦學已經20多年了，是一個老牌的技術學校，這么多年來，不知道從裡面出來了多少人才，她的學校管理也是蠻嚴的，不了解的可以上網查一下
⑸ 明學法師的創辦僧伽教育
1980年3月18日趙朴初居士第二次上靈岩山寺視察。鑒於寺院受「文革」影響，後繼無人，明學法師發心創辦僧伽教育，培養僧才，向朴老請示。朴老表示大力支持，並親自擬定、題寫了「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的校名。經過籌備，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於1980年12月10日正式開學。 明學法師作為佛學院常務副院長，始終將培養僧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從佛學院招生到學僧畢業，每一個環節，他都嚴格把關。他說：「一個出家人，若沒有堅定的信仰，那麼他學的知識越多，對於佛教越不利。」這句話是指一些人沒有堅定信仰，上佛學院只偏重學習知識，不守戒律，或者借上佛學院讀書作為跳板，學到知識，就離開寺院，到社會謀生去了。故而，他特別強調：被錄取的學僧，首要條件，即要有堅定的信仰，堅定的道心，嚴守戒律。在此基礎上，經過佛學院的學習深造，將來才可能成為宏揚佛法、續佛慧命的棟梁之才！
為此，明學法師將「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作為辦學宗旨，堅持學宗天台，行歸凈土，並將《印光大師文鈔》編為授課的教材之一。要求每個學僧解行並重，勤修三業，務必做到素食、僧裝、獨身。凡有犯者，一律勸退。學僧每天參加早晚課誦，早午二餐集體過堂用齋，周六下午參加公益勞動。學院每年秋季開學都比其他學院早20多天，以便讓學僧收攝身心。臘月初一至廿一日，學僧還須參加廿一天的精進佛七。
佛學院開辦至今已二十一年，培養出不少德才兼備的人才。共有360名畢業生分配到各地從事法務，利樂有情。他們之中有的擔任中國佛協理事、常務理事，地方佛協的會長、秘書長，有的擔任寺院的住持、監院或佛學院的院長，有的分別赴美國、英國、新加坡、菲律賓、加拿大、澳大利亞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宏法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