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請問為什麼要學國學，目的是什麼急！！
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國學和文學數學的意思不同，並非是國家之學或者治國之學。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所分，則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國學」之名，始之清末。其時歐美學術進入中國，號為「新學」、「西學」等，與之 國學奠基人——孔子像
相對，人們便把中國固有的學問統稱為「舊學」、「中學」或「國學」等。 國學指的就是中國古代學說.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諸子,先秦諸子的思想及學說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深遠的影響。它們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這些思想從各個不同的方面論述如何治理國家。對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有很深遠的影響，慢慢形成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 國學，可譯做「guoxue」（音譯）、「Sinology」(意譯，指中國學或漢學)。現在一般提到的國學，是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因此，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包括中國古代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易學、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范疇。
范疇
國學原指國家學府，如太學、國子監。國學指學問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它興起於20世紀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後思想學術自由逐步有所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的空間逐步擴大，1980年代後「國學」復起至今。 "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名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 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儒家貫穿並主導中國思想史，其它列從屬地位；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但以經、子部為重，尤傾向於經部；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所分，則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章太炎在其《國學概論》中稱：國學之本體是經史非神話、經典諸子非宗教、歷史非小說傳奇；治國學之方法為辨書記的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變遷及辨文學應用。 傳統國學《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編撰於乾隆年間，由當時的紀曉嵐、王念孫、戴震等等一流學者完成。「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全書」指所收都是全本。「國學」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當代文化中的精華相融的學術精髓簡稱。它是新一代應該了解的知識之一。
大國學概念的衍生
「國學」，顧名思義，中國之學，中華之學。秦磚漢瓦，非秦（有英語China為證）即漢(Han Studies)，自漢代以降，國力鼎盛，海外又稱大漢民族之學為「漢學」,考據學雖然證實「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狹義所指為兩漢時期的經學學術思想,而漢代人研究經學著重於名物、於訓詁,後世因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為漢學；但海外所指漢學，或者又可理解為漢民族之學，即對中國的研究，尤特指關於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文學、歷史和風俗習慣的研究，囊括中華六藝五術范疇。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五術指：山、醫、卜、命、相等五術。（以上文章摘錄自《南柯舟：國學熱中談國學》） 「國學「，更有寬泛的解釋。如把百家之術，如儒、釋、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說統統收於國學囊中，如此，則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都能統稱為「國學」，其中除了佛教是外來宗教，基本全是誕生於中華本土，所以，國學又稱為「中國學」、漢學。 （以上文章摘錄自《南柯舟：國學熱中談國學》） 《史地學報》闡釋國學：「國學之為名，本難確定其義。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國學。分析為言，則中國原有學術，本可分隸各種學科」。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
國學教育
在大學里設立國學學位，有人說「國學學位」的定位本身就十分模糊，其實，國學包括哪些領域和范圍本身並不模糊。國學分為小國學圈與大國學圈，小國學圈僅僅限於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大國學圈則囊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國學隨著西學漸淫東學式微之際經波瀾起伏而日漸風起雲涌，走到今日實屬不易，國學是伴隨中國傳統文化而生長的、伴隨中國歷史而發展的。在21世紀的今天，國學教育除了傳統的吟誦踐習之外，以北京市老百姓國學會為代表的國學機構，採用了更多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擴充了國學的內容，豐富了國學的表現形式，使國學教育走進了尋常百姓家。 國學是專供上層貴族子弟入學的學校，分為小學和大學兩級。 王室和諸侯各國所辦的小學，其名稱和規模大小，都差不多；而所辦的大學，不但名稱各不相同，而且規模大小也相差很多。首先，在名稱上，王室京畿的大學，是天子之學，由王室直接管理，叫做辟雍；諸侯國都的大學，是諸侯之學，由國君直接管理，稱為泮宮（或頖宮）。其次，在建築規模上，辟雍修建在形似圓璧的土台上，四周有水，如同在一個小島上建起一座學校；泮宮修建在形似半壁的土台上，東、西、南三面有水，如同在一處半島上建起一座學校。泮宮的規模只有辟雍的一半。呂思勉曾說："這是表明辟雍乃天子獨家擁有的學校"，"諸侯得殺其制"，"以其半以示詘於天子"①。國學招收的學生，自元士以上的貴族子弟都可以入學。《禮記·王制》說："凡入學以齒。"鄭玄注釋："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粗粗一看，好像西周的國學，凡是貴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齡，就能入學，毋需再分尊卑等級。其實，這條"入學以齒"中的"齒"字，卻很有講究。恰恰是在這一"齒"字上，嚴格區分出尊卑貴賤，維護了森嚴的等級制度。西周王室的宗族，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此外還有遷宗（分支）的規定。在臣屬之間，又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層層嚴格的等級關系。這些人的子弟雖然都有資格進入國學，但是"子隨父貴"，在入學的年齡上，也得按照等級差別，有早有晚。最低的元士一級，其嫡子和餘子（妾所生之子）上小學的年齡，也要相差兩歲。這是奴隸制教育的特殊現象，也正是"齒"字的實際含義。貴族子弟入學年齡，分為三種情況：王太子，8歲進入小學。7年讀完小學，15歲升入大學。 公、卿的長子，大夫、元士的嫡子，13歲進入小學。7年讀完小學，20歲升入大學。 嫡子以外的諸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即餘子，也稱眾子，15歲始進小學，7年讀完小學，23歲升入大學①。
西學東漸誕生國學
「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名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
國學與西學的論戰。
深究國學的本名原意，原指國家學府，如古代的太學、國子監。單純的說國學，乃獨指經、史、子、集部的語言文字經典訓詁學問。自西學東漸、文化分流轉型以來，為區別於西學，時人把我國的「六藝、五術」「諸子百家」統統稱之為「國學」，西學繁衍於東土，東學式微，現代自五四以來的新青年運動前後，一些國學大師們，為保護國學而開始和西學論戰，西學派認為全盤接受西學，而國學家們則誓死保衛祖宗們留下的五千年菁華文化。（歡迎轉載但請註明轉摘自南柯舟博客）
國學與西學在國內分流的發展
國學本為我國之獨有，但在中華近代歷史時期，由於中西之學的分野，國學與西學在國內開始逐漸分流發展。在中國大陸，國學曾因破除四舊而遭塗炭，文革結束的改革開放以來後，國人的思想學術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的空間逐步繁衍擴大，枝盛葉茂，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國學」復起至今。國學，興起於二十世紀初，而鼎盛於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國學」熱再次欣起遂至今，無不是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於今而言，則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歡迎轉載但請註明轉摘自南柯舟博客）
在中國國學中有豐富的哲學內涵
雖然國學不是哲學，但是國學的發展史囊括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發展脈絡，國學無法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單一的揀出來，設立學位要找基本依據，全面復興中國的國學文化，實行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復興包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文化，才是真正的國學復興之日。國學的現代化就是把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中的文藝、文化知識科學化的復興起來、現代化起來。（歡迎轉載但請註明轉摘自南柯舟博客）
中華國學其宗旨
乃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國學」應包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其中諸子百家，包括「儒、釋、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為天地立心」之學；其中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在古代，「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具之術，貴族子弟在太學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所需之術，是在古代「小學」階段的必修課，乃是「為生民立命「之術；其中五術，乃是 「為往聖繼絕學」、「究天人之際」關系的學問，包括「山、醫、卜、命、相」等。 被今人疵垢為「迷信」，那些輕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際」關系的學問的人，其實他們很少站在與人生存在狀態息息相關的終極關懷的立場上，去認真的探究天人之際的真切意蘊與內在價值，去拉近生命存在與天人之際之間的間接和直接聯系，在傳統與時代、學問與生活中架設一架溝通的橋梁。 （以上文章摘錄自 董斌《何謂「大國學」及其宗旨和意義？》）
大國學論有利於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向心力
有鑒於此，今年3月，國寶級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接受采訪，高瞻遠矚的提出「大國學」的概念。他說：「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范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范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是一種大一統式的「文化調和」。因此我想,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即中華民國之學皆可稱為「國學」。在國際上，近似的名詞稱謂漢學（Sinology）或稱中國學（China Studies），現代「華學」 學者針對在當前國際社會上，西方學者把藏學、滿學等排除在漢學（Sinology）之外，有意故意的造成破壞中國大統一之嫌的歷史時代之際，把國學稱謂「華學」 （China Studies），包括中華漢學和古代三皇五帝包括炎帝、黃帝、蚩尤帝所有後裔民族之學，均列為中國之「國學」。 。（以上文章摘錄自 董斌 《何謂「大國學」及其宗旨和意義？》） 一切反對中華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論和輿論，都是對民族文化的踐踏，都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大國學論，有利於中華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於五千年來積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於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於中華民族大團結。 （以上文章摘錄自 董斌 《何謂「大國學」及其宗旨和意義？》）
觀點
人文「大國學」論應與現當代西方科學思想和諧共生。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博導陳思和教授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納各種文化，並且保持各種文化之間的和諧與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這里，人文「大國學」論不排斥科學，應與現當代西方科學思想和諧共生。實現陳思和教授所說「多元與規範文化的通體生存」狀態，五術六藝與諸子百家之學可以和諧共生，彼此之間應互不排斥。 （以上文章摘錄自 董斌 《何謂「大國學」及其宗旨和意義？》）
五術、六藝與諸子百家之學可以和諧共生
五術六藝從誕生開始與就諸子百家連體共生，如果沒有五術六藝，也就沒有中國文化，沒有中國哲學，否定五術六藝等於否定中國哲學，將中國哲學拖入虛無主義泥潭沼澤萬劫不復。這是一種繁榮與腐朽共生的文化現象。如果把五術和六藝取締，中國民間信仰和倫理將失去土壤與根基，秦始皇焚書坑儒都沒有燒掉的《易經》能生存發展到現在，很能說明問題。陳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種文化形態的存在，這個文化自身才可能變得多元和豐富」。這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只有是更加的中國的，才更加是世界的。 （以上文章摘錄自 董斌 《何謂「大國學」及其宗旨和意義？》）
經典著作
經部——儒學經典
經部分為「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群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石經類」、「匯編類」，主要是儒家經典和注釋研究儒家經典的名著。重要書目如：《周易》、《尚書》、《周禮》、《禮記》、《儀禮》、《詩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部——各種體裁歷史著作
史部分為「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抄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匯編類」，重要書目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戰國策》、《宋元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子部——諸子百家及釋道宗教著作
子部分為「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演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叢書類」、「匯編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耶教類」、「回教類」、「西學格致類」，重要書目如：《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孫龍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孫子》、《山海經》、《藝文類聚》、《金剛經》、《四十二章經》等等。
集部——諸子百家及藝術、譜錄
集部分為「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詞曲類」、「閨閣類」，重要書目如：《楚辭》、《全唐詩》，《全宋詞》，《樂府詩集》、《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等等。
編輯本段國學大成——《二十二子》
[1]《二十二子》一書，由先秦兩漢魏晉二十二家典籍合集而成，書目分別是：《老子》《莊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屍子》《孫子》《孔子集語》《晏子春秋》《呂氏春秋》《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揚子法言》《文子纘義》《黃帝內經》《竹書紀年統箋》《商君書》《韓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說》《山海經》。
⑵ 「經學教育」是指什麼
經學淵源深遠，可以追溯到孔子開始著書立說之時，上下超過2000年。
經學是指中國古代，研究儒家經典，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經學中蘊藏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
所謂儒家經典，現在一般是指儒學十三經，亦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並不是這十三經。
春秋時期，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返回故鄉魯國，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 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不過一致的方向是同意孔子主導了編輯地位，原始文本則非孔子原作。）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人們公認為寶典。
經學產生於西漢。秦代即設有博士官，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咸陽，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丟失，六經除了《易經》以外也未能倖免於難。
漢代起初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從文景時期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或把秦時冒險隱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傳世。因為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依各家設五經博士。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神聖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廣大讀書人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以將經學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經學自此誕生。
兩漢經學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每一經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干「師說」，也就是若幹流派。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四家博士。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這十四家都屬於今文經學，其官學地位一直保持到東漢末年。
今文經學的特點是微言大義地闡發說明孔子的思想，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今文經學以《春秋》為孔子為萬世立法的「元經」，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即為《春秋公羊傳》里所闡發的微言大義，主要包括大一統、大居正、大復仇、通三統、統三世、更化改制、興禮誅賊等。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為大一統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和善於把公羊學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孫弘，經過一代代今文經學學者的推闡與實踐，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深受漢朝皇帝的重視，始終在漢朝政治中處於主導地位。
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由於董仲舒對於公羊學中災異、符瑞、天人感應的闡發，今文經學由此邏輯發展的後果即是讖緯泛濫，再加之統治者的迷信與提倡，經學逐漸神學化；另一方面由於今文經學繼承了較多的原初儒學的色彩，其理論內在地包含著對現實的批判，從而越來越不能為逐漸加強的君主專制所容忍。在這種情況下，自西漢中期開始就已經在民間傳授的古文經學興起。
古文經學所依據的經書一般都是西漢中期以後在民間發現的古書，因其是用戰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故稱之為古文經。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不僅僅是文字篇章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經書的解釋與治學方法的不同。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為漢製法」的「素王」，而古文經學認為孔子只是古典文獻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今文經學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託，其中有許多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則認為六經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的記錄；今文經學注重微言大義，古文經學注重對經文本義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闡明。如果說今文經學關注的重心在於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話，那麼自西漢後期開始與之針鋒相對的古文經學所關注的重心就是歷史史料學與語言學。
古文經學的興起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並使之立為新朝的博士。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直沒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由於今文經學發展後期日趨繁瑣，例如「曰若稽古」四個字可以解釋十萬字，又有所謂「師法」「家法」的束縛，再加之其與讖緯糾纏過深，使得人們逐漸遺棄了今文經學。而古文經學一來較少受「師法」「家法」的制約，較為自由也較為簡明；二來與讖緯瓜葛較少，較為理性；三來其放棄了今文經學的批判性，對君主專制的維護更有優勢，所以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斗爭中，古文經學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而今文經學只有何休取得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詁》是唯一一部完整流傳至今的今文經。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東漢初年（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的成果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簡稱《白虎通》一書。《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東漢末年，古文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面總結，自成一家之言。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但又能吸收今文經學中的優點，態度嚴謹，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從而超過了前人。自此以後鄭學興盛，這不僅標志著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終結，也標志著漢代經學的衰亡，之後今文經學也隨之消失。
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志。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魏晉南北朝經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經學由衰落走向分離的時期。在曹魏時期，出現了王學與鄭學之爭。王學，是指王肅所創立的經學體系。王肅是司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學獲得了司馬氏的支持，他註解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傳》都被列為官學。王學和鄭學之間的紛爭，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爭論，而帶有強烈的政治斗爭的意味。這場紛爭同時也標志著兩漢經學的衰落。
魏晉時期在經學取得成就較大的還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擺脫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說《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說《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說，對後世影響很大。這一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經學逐漸玄學化。
南北朝時期經學也隨著政治上的南北對立而分立為南學和北學。據《北史·儒林傳》記載，南學《周易》尊王弼，摒棄象數、發揮義理，《尚書》流行《孔傳古文尚書》，《左傳》盛行杜預撰《春秋左傳集解》；北學《周易》、《尚書》主鄭玄，《左傳》主服虔。「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從學術風格上講，南學受玄學和佛學影響比較大，能博取眾家之長，又喜標新立異，反映了其哲學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學受北方游牧民族質朴風尚的影響，保持了漢朝經學以章句訓詁為宗的特點。
隋唐經學唐代則基於取士的需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這時代的代表著作，同時也是鄭玄以來漢學的總結與高峰。它的編纂一方面成為士人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則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明代《五經大全》、《永樂大典》以及清代《四庫全書》等等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至唐後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無人異詞。這個時期的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朝經學宋代理學興起，自晁迥之後，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以疑經、改經、刪經來進行回歸先秦經典的活動，闡發他們的主張，或保守、或激進。此時期，出現以《論語》、《孟子》加上從禮記中抽出《大學》、《中庸》合稱的「四書」，因為被界定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朝經學明代延續了宋代的理學路線，一方面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經學力量逐漸抬頭，例如王陽明即是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糲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派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經學清代初期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另一方面因為清朝皇帝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經學中較不介入政治的的實學與考據路線，遂特別發達，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可以說，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被明朝遺老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影響主導的。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最為有力活躍的人物。
民國以後的經學
到民國時代以後，由於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兩者的沖擊之中，產生了諸多主張，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學的想法已經不復存在，但仍存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全面西化的路線爭執。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說：「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1]，胡適因把《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不是一部經典[2]。古代經書的權威性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民國二十年代，何鍵、陳濟棠等倡議學校恢復經學課程，遭到不少反對。
兩岸分治之後，中國大陸對於經學的打擊不遺餘力，特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學在中國大陸上更是受到毀滅與破壞，這樣的路線導致一部分後世學者認定「文革為五四的總結」。相對之下，當時的台灣對於經典思想的保存較為完整妥善。今日，中國大陸面對西方人權思想的沖擊與改革開放的社會需求，開始重新檢視經學內容，企圖以經學立場建立足以與西方價值對抗的中國價值，並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逐漸建立學術研究單位，這個動作引起了東亞文化圈的重視，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韓國等國，皆對此價值的建立表現了高度的興趣。台灣方面則因政黨輪替，在去中國化以本土化為主的思維下，經學研究反而顯得低調。
中國大陸方面對於經學研究有政治因素必須避諱，起源於建國初期社會運動大力推展破四舊、立四新、打倒孔家店等等，對於經學有重大的破壞，經學在政治上被視為思想的毒草。開放改革之後，關於經學的研究多半依附於中文、哲學或是歷史系所中。
台灣方面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設有經學組，各中文系所亦於思想組中論及經學。2003年國立高雄師范大學成立經學研究所，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經學研究所，並與許多中國大陸的經學相關系所、民間的經學推展機關、讀經教育機構保持密切聯系。第一任所長黃忠天博士、第二任所長蔡根祥教授成為台灣推展經學最重要的核心人物。2006年，經學研究所提出博士班設立申請，但被教育部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