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醫史的天人相應
先秦時期的哲學在討論天人關系時有多種觀點。《內經》結合醫療實際，提出人與天地相應的論斷，強調人與生存環境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一思想盡管也有把天地和人體外部形象作牽強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積極意義在於把四時氣候、地理環境和人體健康緊密相連。可見，中醫早期的理論體系既把人體內外看成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又把人與自然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種整體觀正是中醫理論的基本特點。
在今存的《內經》、《難經》中,還廣泛討論了疾病預防，具體疾病的病因、病機及診斷，脈學、治則、葯性理論，方劑配伍原則，腧穴、針刺方法等內容，總結了秦漢以前的諸多醫學成就，同時又為後世臨證治療提供了啟示和理論依據。中醫基礎理論形成於秦漢，是中國醫史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推動了此後在理論指導下的中醫臨床各方面的發展。 在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除中醫學之外，還存在著西夏、契丹、回鶻、彝、傣、維吾爾、朝鮮、蒙古、藏等多種少數民族醫學。它們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促進。
西漢張騫通西域以來，西域的許多葯物(胡桃、石榴、紅花等)傳入內地。中醫書中，吸收了少數民族豐富的醫療經驗。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許多少數民族的經驗醫方。五代鄭虔的《胡本草》、明代蘭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數民族用葯經驗。
少數民族醫學家用漢文撰寫的醫葯書，實際上已成了中醫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醫葯學家忽思慧的《飲膳正要》、沙圖穆蘇的《瑞竹堂經驗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醫學的經驗，其中又汲取了中醫學的理論和經驗，使之融為一體。
中國各少數民族醫學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漢族或國外的醫學知識。
近代出土的西夏醫學文獻表明，西夏醫學除以黨項族醫療經驗為主之外，還糅合了漢族醫學及古印度醫學的若干理論內容。
維吾爾族醫學中含有漢族醫學、阿拉伯醫學、波斯醫學、古印度醫學和藏醫學的內容。其理論體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風)和四體液(膽液質、血液質、黏液質、黑膽質)的內容就是一個明證。
朝鮮族醫學中含有四象學說(認為人有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種類型)及該學說與臟腑、表裡寒熱理論相結合的辨證理論體系。
蒙古族醫學汲取藏族醫學、漢族醫學的成分，在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達干)、陰陽、六因辨證、五大元素等學說。
藏族醫學的形成，也與漢族醫學和古印度吠陀醫學有關。《西藏王統記》記載，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去了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醫學論著四種。這批醫書後譯成藏文，取名《醫學大典》(藏名《門傑親莫》)。 中國傳統醫學廣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醫葯經驗以充實自己。
中國的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來之品，如胡椒、檳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對外貿易活動中，大量的外來香葯輸入中國。福建晉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來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將多種外來葯正式著錄。當時西方的萬用葯底野迦就是此時被記入中國本草的。五代時波斯裔學者李珣所撰《海葯本草》，含有豐富的外來葯物知識。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首次介紹了金雞納等西洋葯物。這些外來葯物及用葯經驗已成為中醫學的一部分。
在醫方書中，外來的醫方也屢見不鮮。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中記有較多的印度、高麗、波斯等國的醫方。元末明初編撰的《回回葯方》，集中向中國介紹了阿拉伯醫葯經驗。醫療技術的傳入主要體現在制葯技術方面，如阿維森納創用的金銀箔衣丸，在宋代已有運用。與此同時，西方的製作薔薇水的蒸餾技術也傳入中國。相對而言，外來的醫學理論很少傳入中國並對中醫產生影響的較少。
同樣，中醫學外傳也對世界醫葯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國的煉丹術在8世紀前已傳入阿拉伯，對世界制葯化學影響深遠。脈學知識也被阿維森納《醫典》收錄。大量外來葯輸入的同時，中國的川芎、白芷等葯也輸往海外。元代中國與阿拉伯的醫學交流尤為廣泛。當時波斯國(今伊朗)學者拉希德·丁·哈達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編纂的《伊兒汗的中國科學寶藏》中，包括了中醫學的脈學、解剖、婦產、葯物等多方面的知識，並附有臟腑和診脈部點陣圖。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將人參、大黃、麝香、茯苓等葯傳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種術外傳歐洲，對牛痘的發明有直接的影響。而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印度等國的醫葯交流更為密切。
中國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吳人知聰攜《明堂圖》等醫書到日本之後，中國歷代主要醫葯書籍無不迅速傳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891年)記載的中醫書已達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侶的往來，是醫葯書籍傳入日本的主要途徑。鑒真東渡也帶去了中國的醫葯知識。中醫書傳入日本，對其醫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多種在中國失傳的醫籍(或其內容)在日本國保存下來，以後又陸續傳回中國，為中醫發展做出貢獻。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殘卷。丹波康賴的《醫心方》(982年)，匯輯了中國隋唐以前200餘家方書，其中引用的許多醫書在中國早已失傳。日本大寶元年(701年)頒布的《大寶律令》中，引進了中國唐代的醫事制度、醫學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榮西攜茶種歸國，又著《吃茶養生記》，開日本飲茶風氣之先。某些古代中國出現的重要醫學學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響(如李東垣、朱丹溪等)。中醫學傳入日本，為日本傳統醫學的建立和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和朝鮮的醫學交流有著很長的歷史，魏晉南北朝的醫書中已多處提到高句麗的煉丹術和方劑、葯物。高麗大量刊行中國醫書，保存了許多中醫古籍。北宋時中國保存的《黃帝針經》(即《靈樞》)已殘缺不全，正是依靠高麗所藏的全本，才使該書在中國重新流傳。元明兩代朝鮮數次派遣醫官來華切磋醫學，並將討論的內容整理成書(如《朝鮮醫學問答》、《醫學疑問》、《高麗質問錄》等)，成為中朝醫學交流的寶貴史料。朝鮮醫家編撰的名著《醫方類聚》(1445年)、《東醫寶鑒》(1596年)中，輯錄了眾多的中國傳統醫學資料。
古代中國和越南的葯物和醫術交流十分頻繁。越南的一些醫學著作，多採用或參考中醫的文獻。如清乾隆年間越南名醫黎有卓的《海上醫宗心領》中，採用了《內經》的理論以及桂枝湯等醫方。越南的醫書(如陳元陶《菊草遺草》、阮之新《葯草新編》)也曾在中國流傳。
中國和印度兩國以佛教為橋梁，進行了廣泛的文化和醫葯交流。《隋書·經籍志》中著錄的印度醫書譯本就有12種。印度醫僧在中國傳揚佛法時，也將印度醫術帶進中國。現存的晉唐間醫書中，還可以見到印度醫學四大學說的內容，以及耆婆等印度醫家的醫方、按摩術、養生術等內容。印度醫學對漢族醫學影響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轉載隴上道人的《天竺經論眼》中，明確提到曾得到西國胡僧傳授。金針撥內障術最初來自印度，給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醫學中汲取了印度醫學中的三元素、七種物質、三種排泄物以及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內容。中國的葯物(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麻黃、細辛等)也傳入印度，被印度人稱之為神州上葯。 在宋代印刷醫書之前，醫書的傳播主要靠手抄。漢魏以前的醫書寫錄在竹簡木牘和縑帛(絲織品)上。1973年湖南長沙出土的馬王堆漢墓醫書就是這一類的醫書實物。
造紙術發明以後，醫書逐漸用紙書寫，採用卷軸形式，即所謂卷子本醫書。近代敦煌出土的醫書多為這種類型的實物。晉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醫書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將醫方刻石以廣為流傳的例子(如洛陽龍門石窟的唐代醫方)。
北宋時，醫書開始廣泛地採用雕版印刷，促進了醫書的校勘整理和傳播，醫籍由卷軸式變為如今所見的冊頁式。以後在近現代雖有石印、鉛印等新印刷技術出現，但仍未改變醫書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類(簡單的功效分類法)首見於《神農本草經》。從南北朝《本草經集注》開始，按葯物的自然屬性(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穀等)分類盛行，被此後主要本草文獻採用。該書諸病通用葯以病名類葯，為臨床用葯提供了方便。
葯物分類思想常影響到具體葯物的歸屬或各類葯物在本草書中的編排順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煉丹服石影響，把礦物葯置於書前；李時珍《本草綱目》按從微至巨從賤至貴編排各類葯，並認為人是最高貴的，故以人部殿後。
金元時期及以後，葯物分類已具備按葯物性質(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臟腑經絡)、作用趨勢(升降浮沉)、作用強度(猛將、次將)、葯用部位(根莖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種分類法。《本草綱目》的二級分類(按自然屬性)科學性較強，在古代最受重視。 明代末期，醫學經典著作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清乾嘉年間考據風氣盛行，將注釋、闡發乃至輯佚古代經典醫著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清代黃元御尊岐伯、黃帝、扁鵲、張仲景為四聖，因此他特別重視《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研究。他的這一思想，是當時一批尊經尚古醫家的代表。綜觀明清時對古典醫籍的研究，除黃元御提到的幾種之外，還有《神農本草經》，都是漢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見當時崇古學風之一斑。
《內經》是中醫基礎理論方面的經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別將《素問》予以注釋。此後七八百年間，很少有高質量的《內經》注本。明代吳昆的《素問吳注》多從臨症出發，理論聯系實際；馬蒔、張志聰二人均全注《素問》、《靈樞》，馬蒔擅長針灸，故所注《靈樞》中有關經脈、腧穴、刺法等獨具匠心；張志聰集合同窗及門人共成《素問集注》《靈樞集注》，校注質量較高。
將《內經》內容分類綜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顯著的有明代張景岳。張氏的《類經》結合醫學的實際運用分12類歸納《內經》，較隋代楊上善的《太素》前進了一大步。滑壽《讀素問鈔》刪繁撮要，以類相從，甚便實用。李中梓的《內經知要》以八類概括中醫基礎理論，取材精當、簡明扼要，為後世醫家所歡迎。沈又彭《醫經讀》分類最為簡要。黃元御《素問懸解》、《靈樞懸解》就原篇分類，獨創一格。
至於就《內經》中某一部分理論問題予以發揮闡解者更不勝枚舉(見《內經》)。《難經》雖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後注家倍增(見《難經》)。明代張世賢《圖注八十一難經》，採用圖解形式注釋方式，對理解原文有一定幫助。清代徐大椿《難經經釋》，將《內經》、《難經》的有關內容相對照，闡述其義理與淵源。對張仲景《傷寒論》的研究，已見前述。因《金匱要略》問世較晚，故元代才有注釋本，而明清注本最為繁盛(見《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自明末至清代，陸續產生了輯佚本近十種，以張志聰、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陳修園等醫家為核心的尊經派對《神農本草經》進行闡釋，並與張仲景用葯法相對照，對發掘古代用葯經驗卓有成效。 隨著醫葯實踐的不斷深入，醫學經驗積累的速度也不斷加快。為了適應這一醫學發展的需要，在明清時代各種總結性的或集大成的醫葯書籍不斷涌現。
葯學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它集16世紀以前中國葯學之大成，在所收葯品種類和資料內容的豐富方面達到了一個高峰。書中糾正了以往本草書中的某些錯誤，創用當時最先進的葯物分類法歸並葯物。
《本草綱目》出現以後，對此後的葯學發展影響深遠，明末及清代的葯學著作大多從該書汲取營養，再加發展。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又再次補充《本草綱目》以後的許多葯物知識和種類。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雖然是一部植物專著，但其分類及某些植物的資料也源自《本草綱目》。
方劑學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濟方》，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方書，載方61 000餘首，可稱得上15世紀的集大成醫方書。
臨床醫書方面，明代王肯堂《證治准繩》最負盛名。該書分雜病、類方、傷寒、瘍醫、女科、幼科六科(又稱《六科准繩》)，內容豐富、綱目清晰，立論較公允，甚便臨床運用。此外臨證醫書較實用的還有明代虞摶的《醫學正傳》、龔廷賢的《壽世保元》、林佩琴的《類證治裁》等書。
外、傷科的著作在這一時期空前增多，很有影響的就有十幾種，如明代陳實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維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鈞的《瘍科心得集》等。
針灸學則以明代楊繼洲《針灸大成》最為引人注目，該書資料豐富，且有眾多的實際經驗。
婦科、兒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現，明清時期這方面的著作在資料性方面雖嫌不足，但臨症治療經驗則比較豐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萬全的《萬密齋醫書十種》、陳復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別對婦、兒科醫療經驗作出了總結。其他像眼科、喉科、氣功與養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較好的醫書出現。
明清時期民間印書業十分發達。為了適應學醫者對醫書的需求，出現了不少醫學全書、類書和叢書。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醫統大全》。該書輯錄了230餘部醫籍及其他文獻中的內容，全面豐富。張景岳的《景岳全書》和王肯堂的《證治准繩》也都是學驗皆富的醫學全書。
清代蔣廷錫等受命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醫學部分(即後世單行的《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集錄古典醫籍注釋、臨證各科證治、醫家傳略、醫學藝文與記事等內容，為清代著名的醫學類書。而醫學叢書的數量更為眾多。王肯堂、吳勉學編輯的《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醫書44種。清政府詔令纂修的《醫宗金鑒》，包括了從理論到臨床各科的內容。文字通俗，取材精當，是非常實用的醫學叢書。
此外，私人撰寫的醫學叢書甚多，影響較大的有汪機的《汪石山醫書》、薛己的《薛氏醫案》、張璐的《張氏醫通》、徐大椿的《徐靈胎醫書八種》、沈金鰲的《沈氏尊生書》、陳修園的《南雅堂醫書全集》等。 明清時期中國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後期，人口的猛增對醫生的需求量也相應增加。醫學教育在這段時期以師帶徒或家傳形式為主，社會上對醫葯保健也更為關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醫書應運而生。
最為多見的是歌訣體裁的中葯、方劑啟蒙書(如《珍珠囊葯性賦》、汪昂的《湯頭歌訣》等)。清代對醫學啟蒙普及做出貢獻的醫家陳修園，編撰了《醫學實在易》、《醫學三字經》、《時方歌括》等醫學入門書，通俗而不平庸。
較醫學啟蒙書更高一層的醫學通俗讀物，在深入淺出、提綱挈領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適合臨床醫生所需。如汪昂的《醫方集解》、《本草備要》，吳儀洛的《成方切用》、《本草從新》，李梴的《醫學入門》等。其中程鍾齡的《醫學心悟》，文字雖然簡明，但在歸納四診、八綱、八法及臨床各科證治方面頗有發明，又非尋常入門醫書可比。
在眾多的普及醫書中，當然也有不少粗製濫造之品。民間醫生中，有些人就靠幾本入門書掛牌行醫，不深究醫理，故理論水平甚低。 在明清醫書中，醫案是比較獨特的一類著作。醫案這種形式的醫書，雖並非起源於明清，但在明清發展最快，形式多樣、種類繁多，且對其作用已有理論探討。如清代俞震的《古今醫案按》中指出：醫之有案，如弈者之譜，可按而復也。
此時獨家醫案較好的有明代女醫談允賢的《女醫雜言》、汪機的《石山醫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葉天士的《臨證指南》、吳鞠通的《吳鞠通醫案》等。
諸家醫案合編類的醫案則有明代江瓘的《名醫類案》、清代魏玉璜的《續名醫類案》、柳寶貽的《柳選四家醫案》、俞震的《古今醫案按》等。
明清時醫案著作的興盛，對近現代此類著作的編纂有深刻的影響。
18世紀末，唐大烈在蘇州舉辦《吳醫匯講》，這是中國醫學史上最早的雜志性的醫學文獻。其取材雜而廣，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吳醫匯講》)。文稿隨到隨鐫，連續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訂為一冊。當時名醫葉天士的《溫證論治》、薛雪的《日講雜記》都是先在《吳醫匯講》上刊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