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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傳統文化的基礎是什麼思想

發布時間: 2023-07-27 02:07:59

Ⅰ 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論是什麼

儒 家 思 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同步導學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一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於萌芽狀態。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製取代「禪讓制」,產生了階級和國家,統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一方面以武力作為統治的後盾。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於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民流亡,經濟凋弊,府庫空虛。鑒於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治者便採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力,以鞏固統治。一方面對人民採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當時郡國並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採取不過多干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恢復與發展的作用,並出現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往往採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Ⅱ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是以"仁為核心"和"人為貴"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傳統文化。

九大核心思想: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更是對中國有著深遠的影響。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提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儒家思想核心,就個體而言,是仁義禮智聖德性論「五行」思想;

就社會而言,是德道思想,即博愛、厚生,公平(涵蓋「中」)、正義(涵蓋「正」),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民主、法治等,它是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石。

1、仁:仁愛。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它是孔子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准,也反映他亮老遲的哲學觀點,對後世影響亦甚深遠。「『仁以處人,有序和諧』是孔子思想的原發點,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仁體現在政治上是強調"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實質是泛愛眾和博施濟眾,孔子把仁引入禮中,變傳統"禮治"為"德治",他並沒有否定"禮治",他的"德治"無疑是對"禮治"的繼承和改造。愛人既為仁的實質和基本內容,而此種愛人又是推己及人,由親親而擴大到泛眾。

2、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於"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義(誼)者,人所宜也。

段玉裁注《說文·言部》曰:『誼、義,古今字,周時作誼,漢時作義,皆今之仁義字也。』義有君子義與小人義,君子義大我,小人義小我。大我,為大眾、為社會也;小我,撮伙偏黨也,今所謂『哥們義氣』是也。」(陳志歲《載敬堂集·民說》)

3、禮: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范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准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特別是封建社會後期,它越來越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繩索,影響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4、智:同"知",孔子的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基本范疇。指知道、了解、見解、知識、聰明、智慧等。內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質、知的來源、知的內容、知的效果等幾方面。關於知的性質,孔子認為,知是一個道德范疇,是一種人的行為規范知識。

5、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當權者講信用,百姓也會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

此外還有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包含有寬恕、容人之意。

6、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忠乃表現於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

7、孝: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限於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認為如缺乏孝敬之心,贍養父母也就視同於飼養犬,乃大逆不孝。孔子還認為父母可能有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並非對父母絕對服從。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體現。

然而孔子論孝,還講"父母在,不遠游",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表現了其時代的局限性。孝被後世之儒定為繁瑣儀式,《禮記》中規定父母死後"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哭泣無數"以至"身病體羸"變成精神和肉體的自我摧殘。

宋明時代把孝道作為道德論中最重要的范疇之一,理學家朱熹提倡父權絕對化。孝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中,剔除宣揚封建主義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對父母的"尊"、"敬"、"養老",將孝親與忠於民族大義相結合,主張死後薄葬節用等。

8、悌:指對兄長的敬愛之情。孔子非常重視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據他的思想,把悌與孝並稱,視之"為仁之本"。敬李

(2)人治傳統文化的基礎是什麼思想擴展閱讀:

儒家思想簡要介紹:

儒家是中國古代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後最有影響的學派。作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和墨家並稱顯學。 在秦始皇時"焚書坑儒"受到重創, 在漢武帝時,為維護專制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制後興起。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復雜,在廣泛汲取古代典籍精華基含纖礎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私人講學」,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華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與禮、從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制度到孔子的仁禮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孝道、《論語》中的孝、《孝經》論孝、孔子的命觀、孔子命觀形成的背景。

孔子命觀的特徵與內涵、「修身俟命論」的人生指導意義、孔子的人生問題論、樂——孔子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孔子與弟子論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與默、孟子的性善論與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學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論與禮治說、儒家思想的流變。

貫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性即理」——周、張、程、朱的理學思想、「心即理」——象山、陽明的心學思想、新儒家——西學東漸的文化回應、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學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可能等內容。「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

2、儒學領導力

對於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中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代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的運行模式和走向,並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領導哲學從闡釋世界與人生最本源的規律出發,得到了對領導理論最精闢的闡述和分析,並且對領導的內涵做出了最為本質和精準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

當代發展儒學思想主要用於企業的管理,應用儒學思想延伸出的領導力智慧是當代企業領導者的必修課,在企業管理方面的應用已經成了當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3、文化影響

(1)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3)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參考資料:網路-儒家思想

參考資料:網路-儒家思想核心

Ⅲ 傳統人文主義的基礎是什麼

中國傳統文化果真是人文主義文化嗎?是的,的確是這樣。然而,人文主義思想就必然地能導致自由與獨立,民主與平等嗎?恰恰相反,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其主導方向竟然是王權主義,並使人不成其為人!
一:中國的人文主義
老子與孔子是中國人文思想發展中的兩位巨擘。此二人把先前零星的人文思想上升為理論。老子把人還給自然,孔子把人還給社會,從而奠定了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根基。
其一:中國傳統人文思想提倡在人與神的關繫上,先人而後神。在世界文化的軸心時代,中國文化的奠基者們在自已的思想體系中幾乎都給神安置了一席之地。老子以道作為最高存在支配一切,他從本體論上拋棄了神,可是在信仰的范圍內仍然保留著神。孔子從信仰的角度,提出了「祭神如神在」的觀點。思想家們通過如此這般的對神道觀念的改造和修正,確立了一系列的人文主義思想。諸如:以民情知天命,先人而後神,敬鬼神而遠之,神道設教等等。這樣,人成為了神的目的,神則淪為人的工具。從實用主義出發,人確立了徹底優於神的地位。
其二: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並利用自然,為人造福。既然人能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神,自然也會以同樣態度對待自然。思想家們把人作為自然的生存物,認為人的活動要受自然制約,如想求得與自然相諧,「法天」、「法地」、「法四時」是最基本的手段。而人既然可以利用效法自然,把握自然規律,與自然相諧,其進一步的發展就順理成章是利用自然規律,使自然成為人的福地。如此,人生成於自然,最後,則成為了自然的主人。人確立了自己在自然面前的優先地位。
其三:在人的社會生活中,強調人性,並以人性為基礎推演社會的人際原則。既然神與自然都成為了工具手段,那麼人就自自然然成為了天地間的主宰。那麼人的自信是一件非常可以理解的事了。這樣,人基於對自身的自信,以自身的根性為基點去推演社會生活中的基本原則就不難理解了。果然,傳統思想深入探討了人性問題。雖然對人性的善惡各有不同看法,但最終仍舊歸結於對人本身的自信。孔孟認為人性本善,人追求道德的完善是一種天性,仁義禮智是人的性善的邏輯展開,人在向善的過程中通過同自身的慾望作斗爭不斷提高和發展自身的價值。荀子雖以為人性本惡,但他又以為人可以通過學習教化去惡從善。這樣,他和孟子就沒有了本質上的區別。比較例外的是韓非和楊朱,韓非與楊朱都以為人天性喜歡追求名利,但他們又認為對名利的追求不僅不是壞事,反而是好事,正是通過追求名利,人才能最大限度的實現自身的價值。老莊則以為人的價值與回歸自然的程度成正比。這實際上是提倡消滅慾望,不過,消滅慾望其實依舊是一種道德化的自我完善過程。如此,中國傳統人文思想基於對人自身的信念,將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追求定位於道德的自我完善,徹底將人改造為了道德化的人。而所謂有價值的生活,就是有道德的生活。如此,社會關系成為了以完善道德為目的的人際關系。這樣,人文思想的路向變得狹窄了——人文思想簡化為了倫理道德思想。
其四:人在自我追求中主要是求聖化而不是神化。
當人成為道德化的追求,人的社會生活是一種道德化的生活,人的社會關系是一種以道德為依據和目的的倫理人際關系時,人的最大價值便是成為道德楷模。這樣,人在自我追求中尋求聖化成為了邏輯必然。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幾乎每一個思想家都有自己的聖人譜系。這些聖人悲天、憫人、以救世為已任,集一切社會美德於一身,更重要的是,這些聖人能洞徹天機,把握神意,了解自然,是天地與人之間的最強有力的樞機。正是他們,把自然與神作為人之手段落實到了操作層面,使人在社會生活中盡情的發揮人之主觀能動性,於道德化的前行路徑中享受塵世的幸福。
其五:把自然、社會和人自身作為認識與實踐對象,使天地人成為以人為中心的和諧一體。
既然人要把自然、社會作為工具為我所用,既然人要以自身根性為基點展開社會生活,那麼,自然、社會與人就邏輯地成為了人的認識與實踐對象。而在這樣的認識與實踐過程中,人的基本追求是享受人之為人的塵世幸福生活,人的最高追求是成仁成聖。正是以前者為底線,後者為價值旨歸,人將社會、自然融入自身,使自身自然化社會化,也使自然與神人化。如此雙向互化,天地人便一體化了。而天地人的一體化,使人必然的陷落一個龐大的羅網之中,在這個網路之中,不可能有自外於他人的人的存在。於是,所謂道德完善就不是個人的私事。因為在一個以人的道德化為目的的社會里,社會的全面道德化才是社會生活與社會關系的唯一歸宿。所以,個人的道德完善只是社會完善的基礎與起點。順理成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為了中國人的道德追求路徑——這是一條必然之路,在這一條路徑中,存在著一個無法解除的悖謬。一方面,在這一路徑的行進中,個人的價值與作用至高無上,神與自然被拋到九霄雲外,其他社會關系與因素也處於被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在向高一級路徑邁進的過程中,由於其不是對自己負責,而是對社會與他人負責,作為個體人的根性便逐漸消失。也就是說,人越是充分的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就越發使自己融入社會而遺忘自身作為個體的存在。最後,人越來越自然化、社會化,直到徹底失去自我。
毫無疑問,中國傳統思想是徹頭徹尾的人文思想。他將自然與神作為人的手段,人成為人的生活目的,塵世生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肯定。同樣,正是因為這種思想的徹底,才使人的終極價值追求只可能是成聖成賢,只可能是人的生活與社會的全面道德化。不過,社會生活與人生目標的全面道德化往往使人從理論到實踐淪為非人,這恐怕是這些思想的原創者們始料未及的。如果有思想家能修偏糾頗,在中國傳統思想的倫理道德主題之外,另行原創關於政治、平等、自由的人權思想,也許可以又有一番景觀。遺憾的是,這只是我們的一種良好願望。我們只能看到的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所謂人文思想與專制主義合流,使人的認識與實踐活動變成了徹底的非人化自我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