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明形成的基礎是什麼
（一）古代中國的中心地區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就出現了古史傳說中的早期中央王朝--夏王朝，從此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中國古史的一個新階段「三代」時期由此發端。從夏代起，在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這片黃土地上，先後出現了三個被後來視為中心和宗主國的早期中央王朝。這些中央王朝遵循這一條循環往復、逐漸改進的持續發展的道路，從而在廣義的中原地區形成了最具有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中原青銅文化系統。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由相當於夏代前後的二里頭文化、十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發端，中間經過了商代前後的二里岡文化和殷墟文化，西周前後的灃鎬文化等文化，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的列國諸文化（包括晉、秦、楚、齊、燕諸文化），最後在戰國晚期至西漢前期轉化為鐵器時代的秦漢文化。在這長達兩千年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中原青銅文化系統形成了自身鮮明的特徵。該文化系統的大型聚落（尤其是都邑）通常圍繞著方形或長方形的夯土城牆，具有國家政權象徵意義的建築是建立在夯土 基上的木構大屋頂的宗廟，宮室建築以木材的柱、枋、梁、椽作為基本構架，屋蓋為草泥或瓦件的脊短檐長的兩坡或四坡屋頂；墓葬均以土坑墓作為基本的墓室結構，並至遲在商代就形成了四種具有等級含義的墓葬形制，其中十字形墓葬是商周王朝王者獨享的墓型；器用陶器都以陶鬲這種炊器為基本器類，銅器以禮器、樂器和兵器為主體（其中銅禮器以鼎為核心，鼎的形制和數量具有標志身份和等級的作用，以至於最高等級的銅鼎類型成為國家政權的一種象徵），玉石器有一套極具特色的禮玉和佩玉，如璧、璜、 圭 、璋等；技術以青銅治鑄業最為發達，銅器鑄以范鑄法為主要成形手段；藝術具有強烈的實用性，裝飾紋樣以動物紋樣為主題紋樣，幾何紋樣為親托紋樣，其中動物紋樣以抽象化、神秘化和圖案化的獸面紋、 龍紋和鳳鳥紋為主（或者是這樣紋樣的簡體和變體），少見寫實的動物形象。
上述這些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內涵表象，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所以我們可以將其傳統歸屬於文化傳統中的「精進傳統」。這種具有典型「精進傳統」特點的中原青銅文化系統，它的形成是有深刻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追尋這些導致中原青銅文化體系固有特徵形成的原因，反過來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商周社會的發展道路應當會有所幫助。
（二）中國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固有傳統形成的第一個原因無疑應當歸結於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下造就的早期中央王朝。
三代早期中央王朝所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國開發最早的地區，這里有遼闊的黃淮平原，即便是豫西山地和汾渭流域，當時也有連綿的高亢平坦的台塬和肥沃寬敞的谷地。這個地區覆蓋著深厚的黃土層或黃土動積層，便於開墾和耕種；平坦的地理環境有利於活動於這一一地區的古族彼此間的聯系，新的技術和發明創造便於交流和傳布；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馬平川的地平環境給古代族與族間的統一事業的進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舞台，使得這一地區的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少數幾個甚至一個具有中心地位的強邦大族。而在中原地區的周圍，要麼是連綿起伏的山地和相對貧瘠的高原，要麼是河流縱橫的平原和草木茂密的農林。這些地區的生存環境相對較差，開發比較困難，人口密度遠不能和中原地區相比。活動於北方地區的古族之間除了軍事的聯系和征服外，缺乏穩定和有效的相互控制和制約手段，難以形成具有中原三代王朝那樣的國家政權；分布於南方地區的古族，其活動范圍受到山隔水阻的障礙，局限在一些較小的范圍內，彼此間缺乏聯系和溝通。這種地理環境使得中原周邊的古族間的兼並和統一事業進行得遠比中原地區緩慢。當中原強大的早期中央王朝形成以後，周邊地區古族間的統一事業又無疑要受到中原王朝的壓制和制約，它們要形成與中原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較大的國家政權，其發展道路就更加迂曲。
(三）中國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固有傳統形成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我以為應錄從中原地區周圍古族的對商周王朝穩定性的影響方面來尋找。中原早期中央王朝正是在與周邊地區古族的抗爭中，逐漸強大和發展起來的。
在先秦時期中原地區的周圍，無論是廣闊的北方草原地區還是南方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先秦時期活躍著許許多多古國和古族，這些古國和古族所在地區的地理環境不同，經濟形態各異，文化傳統也各不相同，從而在中原青銅文化系統外圍形成了北方、東北、西北、四川、中南、東南這樣一些不同的青銅文化系統。考察這些青銅文化系統與中原青銅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中原周邊青銅文化形成以前，中原周邊有多個強大的文化實體，而中原正處在一種調整過渡階段，周邊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要大於中原文化對周邊文化的影響。中原青銅文化形成以後，由於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在匈奴崛起前的整個商周時代都處在從農業文化向畜牧文化的過渡調整之中，還沒有形成像「天之驕子」匈奴那樣的足以威 中原早期中央王朝的帝國；南方地區舊的新石器時代文明已經衰落，新的青銅文明的興起受到了中原青銅技術和古族 徙的影響，對中原的影響力遠小於先前的龍山時代。這種狀況，在青銅文化上的表現就是，中原青銅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即商代後期至西周初期，這時正是商王朝國力的衰亡和商周王朝的交替時期，中原周邊青銅文化也正好在這時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在中原青銅文化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即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這時中原正處在周王朝分崩離析和列國爭雄的時期，而中原周邊青銅文化恰好也進入它們的另一個高峰期。根據文獻記載我們知道，後一個時期正是中原地區內尤外患的時期，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原不絕若縣」，中原地區企圖稱霸的諸侯們都要打著「攘夷」的旗號。這種現象說明了另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中原早期中央王朝形成以後，它就承擔著保護它的各附屬國族的職能和義務，一旦它喪失了這種職能，就會有附屬國族脫離它的羈縛，就會有強邦大族試圖代替它的這種地位。在中原早期中央王朝與周邊強大古國或古族的斗爭中，一套行之有效的國家政治機構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商王朝的內、外服制，周王朝的分封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除了控制統治疆域內部的古國古族外，與抵禦周邊古國和古族的侵襲也是分不開的。
（四）中國中原青銅文化系統固有傳統形成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應當在技術方面以及這種技術對於資源方面的依賴去尋找。
在中國早期中央王朝出現以前的龍山時代（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並用時代），在中國大地上就出現了幾個高度發達的古代文化。分布於山東沿海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已經出現了夯土圍牆的邑聚，高等級的墓葬，無與倫比的陶器和精美的玉石器；長江中游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以及長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寶墩村文化，也都出現了周圍繞以堆土城牆的頗具規模的密集的城邑，出現了較為發達的早期文明；至於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更以巨大的等級聚落，宏偉的貴族墓地，發達的制玉工藝而著稱於世。相比之下，中原地區的龍山時代諸文化的文明狀況則顯得並不突出。不過，這種狀況到了龍山時代以後的三代就完全不同了，這時期中原周邊地區原先頗為發達的早期文明都悄然消亡，中原地區青銅文明開始崛起並從此樹立了中原三代文明的領先和中心地位。關於中原周邊地區的文明進程為什麼在商周時期變得滯後，而中原地區的商周文明進程為什麼一直走在時代的前列，研究者有各種解釋，但在眾多可能的原因中，龍山時代中原周邊地區（尤其是南方地區）眾多的發明創造和技術成就中缺乏最具時代技術水平的青銅治鑄技術，應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五）中國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固有傳統形成的第四個原因可能要追尋到意識形態方面。三代早期中央王朝在他們自身有意或無意創造、並得到了社會認同的觀念體系中，每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都被視為與上天最高神祗有親緣關系，他們接受了上天最高神祗命令來統治下界，因而他們的統治具有絕對的合理性。繼夏王朝統治這片地區的商王朝，以及繼商王朝統治這塊土地的周王朝，他們原本都是前一個王朝臣屬，他們之所以要推翻前一個王朝取而代之，是國因為前面的王朝最後幾代君王的某些做法違反了授予前一個王朝統治天下權力的上帝的意旨，或者說違反了他們興神上帝簽訂的契約，所以上帝重新選定了同樣擁有上帝血緣關系的高貴的他們來代替前一個王朝統治天下。這是三代王族共同的天帝之子的屬性。
按照先秦文獻的記載，夏、商、周三個王朝，他們都起源於不同的地域：夏人據傳說是起源中國的中嶽嵩山附近的伊水和洛水流域；商人的起源有河南東部和山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這兩種說法；周人的起源則肯定在汾渭谷地，特別是陝西的關中地區。三代早期王朝在取得中央統治權力前的早期統治區域不同，他們所崇奉的神祗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從而形成了相對特別的地域神崇拜。這種地域神崇奉在附屬王國取代宗主王朝的地位成為中央王朝以後，它雖然可能會出現與前王朝地域神並存，但在已經具有合法中央王朝地位的天神崇拜後，不同的地域神已經沒有再加以統一和同化的必要，這樣地域神就成為區別於三代的一種神祗。三代不同「社」神，就是這種地神觀念的反映。
中國的神祗系統中三代共同的天帝崇拜和三代不同的地祗崇拜，造成了在王朝取代乃至國於國之間戰爭時處理失敗王朝和王國宗教遺產的一種獨有的行為准則，這就是要徹底滅亡敵對國家，一是須摧毀敵國作為國家象徵的國家宗廟，割斷敵國在天祖先神與其在地後裔的聯系；二是須妥善處理敵國的社。後一方面因涉及到自身的利益，處理起來遠不如前一方面來得乾脆簡便。
（六）中國中原青銅文化系統固有傳統形成的第五個原因是三代早期中央王朝的政治體制。在這種政體下，三代王朝間政治權力的轉移被更多的定義為宗主國與附屬國地位的轉移，前後王朝的政權變更只是被視為承受天命的王族的變換而不是截然不同外來異族的入侵，所以政權的體制所體現的繼承和認同遠大於變革和異化。關於這一點，除了先秦文獻中「殷因於夏禮」和「周因於殷禮」的記述外，三代文物中的九鼎傳說和禮器傳統，吼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這一問題。
根據古史傳說，夏王朝開國國君夏啟鑄了青銅九鼎。對於這個傳說，不少研究者表示存疑，從新的考古材料和青銅鼎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來分析，這個傳說應當基本反映了歷史的真實。青銅鼎的造型和紋飾都是在基於祭祀用牲的形狀抽象而成的，再加上夏代鑄造九鼎這樣的禮器還相當困難，所以夏王朝鑄造的九件銅鼎被夏王朝統屬或有關的邦國和氏族視為寶器，當作中央王朝權力和財富的象徵。「九鼎既成， 於三國」的九鼎流傳的傳說，以及歷史上發生的「問鼎輕重」的故事，就是這一歷史背景的寫照。由於夏代鑄造九鼎的影響，使得銅鼎在以後三代的銅禮器群中成為最重要的器顯和禮器的中心，成為溝通人神關系的具有某種神性的禮器和等級身份的象徵。後來王朝取代前一王朝，它們所採取的行動不是砸破被視為前王朝王權象徵的九鼎，而是將九鼎搬運到自己王都的宗廟裡面，繼續充當新王朝王權的象徵。這種墨守陳規，在政治體制上改良而不是變革，這是造成三代社會發展只得走一條循環往復的漸進道路的原因之一。